周本淳先生（1921—2002）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周先生的学术道路是非常不平坦的。他1941年考入浙江大学，受业于许多名师，50年代在南京教书时，就有关于苏轼的论著要问世，但因57年打成“右派”，已经上了印刷机的论著被毁，先生也被打入另册，文革中周先生一家下放淮安农村……1976年淮阴师专成立，周先生调入淮阴师专，55岁的周先生，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自己的可喜而可贵的成就与贡献，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可以说，周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是55岁以后在淮阴师院作出来的。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古籍整理与《读常见书札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且，非常重视历史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有着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不但本身难读，而且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些古代文献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有的甚至给人们阅读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古籍整理就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周先生对古代的基本典籍博闻强记，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他先后校点、整理了《唐才子传》、《唐音癸签》、《小仓山房诗文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多部中国诗学研究的必备典籍，并以其优秀的质量而饮誉古籍整理界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四川大学历史系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缪钺教授（也是周先生早年就读浙江大学时的业师）就曾指出，周先生“整理古籍功力精进”，并对他校点的古籍备加赞许：“近来各地出版社印行的许多加标点的古籍，标点错误甚多（已有不少批评的文章），而你所校勘标点的数种古籍，均精准无误，可谓鹤立鸡群。” 周本淳先生在整理古籍时有许多的心得体会，他把它们写成论文，大都收在了《读常见书札记》（1988）一书中，在人们熟悉的“常见书”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发人所末发，这无疑是很见功力的事，因而周先生的《读常见书札记》很为同行所赞许。这里仅举二例： （一）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人所共知的名篇。其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二句，传诵千古，堪称绝唱，但却从没有人怀疑这两句诗的出处问题。周先生从《升庵诗话》中“文集不载”四字发现了疑点，进而循迹追踪，找到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编《陈伯玉文集》时为之所写的序，又根据其所作《陈氏别传》中的“赋诗”与“歌”两处用词的差异细加考订，并参证《诗话总龟》卷六所记颜延之的一段话，从而得出了这两句诗不过是当时的习熟语，而非陈的独创，陈子昂在蓟北楼上“泫然流涕而歌”，只是将之信手拈来，借以抒发情怀。这样的考订材料翔实，论述细密，立论公允，因而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与《文摘报》都做了摘要与介绍。 （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先生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注本，但这个注本中却把王庭珪的《泸溪集》误为了《卢溪集》。周先生将王庭珪的有关事项（如王庭珪被贬的年代及其生卒年）都依据史料一一加以辨正，并依据善本，仔细区分了王庭筠贬官的湖南泸溪与退隐乡居的江西安福卢溪之别，短短三千来字的短文，涉及到十余本著作，并订正了选本中的三处误植，周先生实事求是治学精神与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周先生的《读常见书札记》中还有一篇《读校随感录》，我以为这是最能反映他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治学精神与态度的。周先生从校书中的时间、地名、人名、诗句、词律……入手，仔细分析古籍整理中会发生的种种错误，并条分缕析地指出这些错误何以产生，而力主“追根溯源，力避论误”。他说：“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校点者处处为读者着想，下笔时即如读者在旁，每一落笔，皆思如何使读者用力少而获益多，如何免校点者所走之弯路，又如何展示己之推论过程供其参稽，而复提供原本之面目任其抉择等等。倘皆能如此着力，庶乎校点水平日见其高，前述谬误，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不独出版界之喜讯，对转变学风亦有所裨益。”从这一段文字中，人们是不难发现周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精深厚重的学养、为己所独到的体会以及认真负责的学术精神的。 二、 诗学研究与《诗词蒙语》 周先生本人就是位诗人，著有《蹇斋诗集》，诗学研究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说自己好诗，并整理过大量诗学论著，这是周先生诗学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 周先生写过不少诗学研究与赏析性的论文，其中有一些还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周先生的这些论文或长或短，但皆言之有物，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发现，因而读来能给人以诗学方面的启迪，使人感觉到作者“心细如发”的诗心，这些“有我”的论文，比起那些“无我”的论文，自然让人感到如冰火两重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周先生的许多文章，如《〈长歌行〉赏析》、《奇葩竞放 各有千秋--洞庭君山三绝对读》、《唐人写早行的几首五律和温庭筠的商山早行》、《细腻含蓄 别其一格--读〈才调集〉中无名氏的杂诗》、《纳须弥于芥子--查行慎〈舟夜抒怀所见〉中的精湛技巧》……写得都生动有趣，而且都具有学理，充分体现出了作者作为诗人兼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换句话说，这些论文既体现出了周先生高明的鉴赏能力，也体现出了高超的研究能力。可以说，这些文章写的都是真正的行家话、当行语，很好读也很值得人们去读。附带说一句，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基本功，也是很见水平的地方，可惜现在的学生与老师在这方面往往对此有些轻视，不愿意多下功夫，这其实是相当可惜的。 周先生晚年出版了《诗学蒙语》（2001），这可以说是他在诗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系统的总结，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有：谈平仄、谈对偶和律诗、谈作诗和填词、谈练字、谈诗词里的重字、谈数字在诗词中的应用、谈诗词中的草木禽鱼问题、谈时地问题、谈题引、谈短篇诗词的结构、谈诗词中的聚讼问题、谈含蓄与痛快、谈承袭与变化、谈用典、谈情与理、谈博识、谈遮与表、谈梦与诗、谈画与诗、谈新诗与旧诗……通过以上的内容简介，我们不难看出，周先生对诗词理论问题的思考是系统而周密的，有关诗词的基本方面大都涉及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诗学体系是完全是从中国诗词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结构成的，而不是依照一些现存的文艺理论的框架去结构体系的，较之后者，前者显然要有更多自己的思考与自己的创见。《诗学蒙语》可以说是周先生长期研习诗学而厚积薄发的精粹之作。 周先生的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学术性与赏析性的统一的优点。有些类似的著作有学术性，但却流于知识拼合，显得有学问而无灵性，而周先生这本书却不但具有学术性，而且还显得很有灵性，它在探讨一些诗学理论时，往往会结合着一些实例的分析，读来让人感到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因而显得既深入系统而又细致入微。这里，且以这本书中探讨诗词语言的一节为例。一般说来，诗词的语言是要创新的，周先生通过一些实例的分析指出，作诗“对别人的名句总以回避为上策，否则则有‘生吞活剥’之嫌”。然而，他在词中却发现了另一情况： 在诗里平平淡淡，一入词便精采百倍，于是遂有误为词人自作的，姑举两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犹记去年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是李后主传诵人口的《望江南》小令。“车如流水马如龙”，特别能写出当年的豪华景象，反衬此时亡国之哀。稍不经心的人，以为全为自作，其实是别人的。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七十一苏颋《公主宅夜宴》：“车如流水马如龙，仙史高台十二重。天上初移衡汉匹，可怜歌舞夜相从。”这首七绝平庸之极，首句亦不见精采而采入词中，顿改旧观。再如翁宏《春残》：“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疯暮蝉辉。”《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翁宏一共就是三首五律，全无精采可言。落花一联尤觉纤弱。晏小山《临江仙》一经采入，传诵千古，遂使不少人当成小山名句，全词如下：“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划等号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前面说诗不宜用别人陈句，这一节却说词用别人陈句会使本不精彩的诗句变得非常精彩，这是不是否定词要创新呢？我看不是的，周先生这里只是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说明有时用陈句子也可以是创新。这种从事实出发，发人所末发的见解，往往会深化人们对语言独创问题的进一步地思考。平常的诗句到了词的特殊语境中也会变得不平常，这涉及到了语言与语境的复杂性问题。（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往事：我80年代曾在一家晚报上写过一篇小文《待变物》，我说词语的意思并不如字典上的确定，在不同语境中，它们会获得不同的意思，因而“词语”是“待变物”，我写此短文是当时学习西方新批评时的一点联想，没想到周先生注意到了它，并加赞赏；读《诗词蒙语》，我才知道周先生当年为何对那篇短文感到兴趣，周先生的上述论述，与新批评的见解是很相似，这也让我联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东海本海，心理攸同”。）类似的论述，可以说在《诗词蒙语》中随处可见，像这样一些有独到的心得、独到的体会与独到的见解的论述，自然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泛泛而论所难以与之相比的。《诗词蒙语》可以说是一部真正能深入诗词内部、探其神髓的诗学论著。这本书被作为中国诗学方面的代表作而被收入国学大师小丛书中，这也足可以表明周先生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如前所说，周本淳先生如上所述的学术成就都是在55岁以后才作出，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值得人们敬重与学习的。周先生的学术成果可以用王安石的两句子诗来形容“看似平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也是周先生为许多著作等身的专家们敬重的地方。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也给人们以启示，如何提高文献方面的基本功夫，如何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基本功。完全可以说，没有坚固扎实的基本功，要想建立起真正的学术大厦是断然不可能的。（作者简介：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市政协常委，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