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重威
摘要：齐梁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带有特殊意义的部分，本文论述了齐梁文化产生的社会背影，它包涵的主要内容、它的特异性质及它在中华文化中的传承价值。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分裂”、“动乱”逼着当代的“士”们探求新的发展之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齐梁文化应运而生，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还以它的“探新求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又以这个特色丰富了中华文化，从而构建了汉文化向唐文化过渡的桥梁，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齐梁文化是以齐梁萧氏皇室精英为主而创建的，江苏常州是萧氏皇室的祖居地，因而研究、弘扬齐梁文化对江苏常州来说说有特殊的意义，这既是江苏常州地区文化工作者的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责任。
关键词：齐梁文化 形成原因 具体内容 特质 传承价值 萧氏家族 江苏常州
本文所讨论的齐梁文化严格说来是指以齐梁时代文化为代表的南北朝文化，在南北朝文化中，齐梁文化是它的巅峰，因文化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再加上文化之间本来就没有明显的界线，讨论齐梁文化必须要涉及到这个时代前后（特别是以前的）的文化，所以讨论齐梁文化实质就是讨论魏晋南北朝文化，这是本文在卷初必须要说明的一点。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讨论齐梁文化，一是介绍齐梁文化形成时的社会背景，指出齐梁文化形成的必然性；二是通过具体内容来介绍齐梁文化。三是通过对齐梁文化的具体分析，归纳出齐梁文化的特异性质；最后讨论它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传承价值。
一、形成原因
要弄清楚齐梁文化产生的原因，首先必须要探讨一下产生齐梁文化的那个时代，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什么样的现实社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那么产生齐梁文化的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呢？这就要首先回到历史的长河中来窥视一番了。
齐梁在中华历史中属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时代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从汉帝国崩溃到隋重新统一，历时四百余年。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乱”和“变”是它的特征。
“乱”是指：东汉末年黄巢起义后，打破了汉帝国的中央集团统治，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后司马氏虽又统一了中国，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再也难已恢复，再加上司马家族重用近亲外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门阀”，这些门阀酿成了“八王造反”，北方的少数民族乘机入侵，又出现了“五胡乱华”，晋朝被迫南迁，形成了南北分裂状态。这时，由于“乱华”的少数民族残杀汉人，北方大批士族纷纷南迁，史称“永嘉南渡”，历史也就由此进入了“政治大分裂，社会大荒芜，家园大破坏，民族大冲突，文化大沦落，思想大混乱”①的现状。
这种“乱”对于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来说，“大分裂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痛，大统一是他们排遣不样的梦。这种痛，这种梦，都是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华夏文化基因。”②因而他们开始了求“变”。在客观上来说，这时中央集权崩溃，“独尊儒术”的权威丧失，王权控制力减弱，使他们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对过去的风俗习惯、价值信仰、文化认同等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再加上灾难和战乱对他们的启示，使他们作为人应有的那种人的自然本性有了觉醒，逐渐的把握住了社会的本质，解放了思想，冲破了过去的种种桎梏束缚，创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第二个特征——“变”。
“乱”破坏了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了思想解放，“变”也就应运而生。在“变”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形成了，通过碰撞、交锋、选择、融洽，最终使有利于社会发展，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思想诉之于实践和文字后，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因这种文化最终形成于齐梁时代，因而我们就称其为“齐梁文化”。
这就是齐梁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二、具体内容
齐梁时代在文化上的成就是非常广泛的，现列出主要的几项来作介绍。
首先要介绍的是以梁昭明太子萧统为领袖的一批东宫学士所编纂的《文选》，史称《昭明文选》，它是我国现有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800多年间100余位作者的700余篇文学作品，把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有效地保存了下来。全书共分50卷，收集了38类文体的作品。《文选》在中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唐时与《五经》并重，宋代称它为“文章祖宗”，明、清直到当代，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由此可知它的“大”而“重”。这部《文选》的特点是：编选“最早”、文章“众多”、体裁种类齐全和分类明确，还是通过择优选拨而形成的一本真正的“选”集，从而开了“选学”之门。
刘勰花了四年时间，在钟山名刹定林寺书写而成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这本书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知音论”等四个部分共五十篇组成，“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部伍严密，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③ 。是我国首部文学批判著作，它的影响不仅在那个时代，不仅在中国，而且一直延伸到至今，延伸到全世界，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为“龙学”的学问。它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论点是：反对文学上的不切实际的浮糜之风，提倡脚踏实地的务实之风。
齐梁时代在诗歌的创新上，开创了崭新的局面，首先是沈约创造了有关诗韵律的“四声八病说”，将四声的区辩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为“近体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钟荣编纂的《诗品》是继《文心雕龙》后的一部评论诗歌的名著，全书共评论了汉以来的诗人122人，他根据诗人的作品，把这些诗人分为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继《诗品》后，梁时的徐陵又选编了《玉台新咏》，这是继《诗经》、《楚词》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汉以来的诗歌769篇，共分10卷，编选的宗旨是“选录艳歌”，诗文的质量虽差于《昭明文选》中的诗歌，但诗文简洁明白，少“庙堂”之气，重视民间文学，收集了许多民歌，最典型的就是那篇千古绝篇《孔雀东南飞》。同时它还选录了许多女诗人的作品，使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的杰作能流传下来。
“诗歌发展至南朝……已经显露了许多新体诗的特征，如音律、辞藻的要求更加强烈。清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魏晋时期以抒情言志为特征，南朝时则公开宣称‘古情拙目’而以辞采相尚了。齐永明年间，以沈约、谢朓为代表的的诗人，鼓吹新变，提倡‘四声八病’，写作新体诗”④。这里所说的“新体诗”就是指的“永明体”的诗，谢朓是永明新变体成就最大的作家，他开辟了一个新诗天地，其创作开了唐诗发展之路。“永明体”的出现是诗歌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写作内容上，继“永明体”诗歌后，梁朝又出现了以萧纲为首所写的“宫体诗”。
由此可知，南朝是我国诗歌繁荣的前夜，没有南朝的诗就不会有后来的唐诗宋词，它是诗歌发展史必经的一个阶段。
齐梁时代在史学上留下的许多巨著，最有成就的要选萧子显的《南齐书》，它被选入了《二十四史》。《南齐书》是少有的当代人写当代历史的一本历史书，可信度高、真实性大。正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又是失败了皇族写自己家族的失败史，就必须要有一种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祖先“国破家亡”的勇气，这对萧子显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对萧武帝来说也是一种大度宽容，这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萧子显还写了《后汉书》100卷，《晋史草》30卷，《普通北代记》五卷，萧衍写了《通史》600卷，沈约写了《宋书》190卷，《齐记》20卷，《高祖记》14卷，齐梁时代写史的人还有许多，写史成了一种风尚，这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进步。
齐梁时代在艺术、雕塑和建筑业等艺术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质的变化，二是开始了南北、中外艺术的相互交融，三是艺术的自觉有了明显的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的绘画艺术，齐朝的陆探微，梁朝的张僧繇与晋时的顾恺之并称为“南朝三杰”。陆探微擅长人物画，“穷理养性，事绝言象”（谢赫）。“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马，秀景清像，似觉生动”（张怀瑾）。张僧繇创造出“凹凸花”画法。后来又有了所谓的“没骨法”的花鸟画。
中医药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科学分类，它是中国的国学。在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对中医学和中药学作出贡献的是王叔和、皇甫、葛洪和陶弘景。齐梁时代的陶弘景对中医药的贡献很大，他经过潜心的研究，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注释、勘误、增补，写成了《神农本草经集注》，使中草药的品种增加了一倍，还把药草分成了上、中、下三品，对每种药的药性和使用方法都做了具体的说明，既科学，又实用，可操作性强。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医药书传世。陶弘景一生还坚持炼金丹，这件事的本质是不科学的，但在他认真观察，详情的记录下，却取得了他本人意想不到的几个结果，一是他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炼丹处方，日后形成了我国制药里的一个分类——丹药；二是他的观察和记录，为化学合成提供了许多详情的资料，促使后人对化工合成进行了思考，所以有人把陶弘景称为合成化学之父；三是为冶炼学提供了许多数据。
南北朝时期的贾勰所写的《齐民要术》是现存的、最早的、最系统的古代农书。《齐民要术》中所提出的许多栽培技术，是很有科学价值的，比如说轮作等方法，我国农民一直应用至今。
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基础，朝廷着手发展文教、振兴官学，建立了玄、儒、文、史四个学馆，不再专学儒家经学，玄学、文学、史学蓬勃兴起，与经学分庭抗礼。梁武帝初年设立五馆，又建国子学，招收 “寒门俊才”，为平民进仕创造了条件。可见南朝已提倡教育的公平了。
宗教文化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佛教文化。萧衍写了许多“佛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论”融入佛教文化，使佛理有了一个带有哲理性的变化，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
道教组织在南北朝前非常松散，经佛道的几次争斗后，道教面临崩溃，道教中的精英人物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三人发起了一场在史学上被称为“道教宫观化”改革道教的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拯救了道教，也丰富了道教文化。
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复兴，再加上儒教，三教的办教宗旨和指导思想都不同，自然会在理念上和争取受众上发生争斗，再加上皇权的介入，矛盾常被激化，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灭佛或抑道事件，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到了南朝时更趋严重，于是一些知识精英开始考虑三教融合的问题，经几代人的努力，梁武帝萧衍和道教大师陶弘景合作终成大业，萧衍把佛教的“因果”、道教的“无为”、儒教的“仁爱”融于一体，提出了“三教同源说”，陶弘景在茅山实行道佛双修，再加上皇权的大力推广，三教终在梁代实现了圆融，首次在宗教界实现了文化上的和谐。“三教圆融”也就成了齐梁文化的一个亮点。
三、特质性
一种文化能在整个文化体系中自立一门，必有它的特异性质，这种特异性质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又作用于原有的文化体系，促进了原有文化体系的发展，最终又回归到原有的文化体系中，从而使原有的文化体系也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异性质”看成是来自于母体，不同于母体，在影响了母体后（或说母体接受后）又回归母体的一种文化表述。这种表述无疑是进步的，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像齐梁文化这样几个有特异性质支派的产生，才使它能不断的繁荣壮大，生命力如此旺盛。因而我们今天讨论齐梁文化特异性质的本意就是讨论齐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它的进步意义。
讨论齐梁文化的特异性质（下简称“特质”），首先要认识到它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从其所赖以滋生衍化的条件和背景找出原因。”⑤那么齐梁文化所滋生衍化的条件和背景是什么呢？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使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这次思想大解放产生了齐梁文化。当思想解放从思想意识形态演绎为文字、时态、并影响到社会现实时，思想解放也就成了一种文化。齐梁文化中的许多具体内容都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思想解放的表述：萧衍、陶弘景创建的“三教同源说”，萧衍把“心性论”纳入佛教，萧统通过“选”编纂了《文选》，刘勰、钟嵘开了文学批判之门；沈约的“四声八病”声律说，“永明诗”、“宫体诗”的形成，萧子显当代人写当代史、“有神论”的萧衍皇帝和“无神论”的范缜在金銮殿的公开论战……这一切都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思想解放的表述。
齐梁文化的第二个特质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是“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著名讲演中”⑥提出来的，“所谓‘自觉’，就是说人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仅仅是某种事物的附庸，而认识到它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更明白一点说，就是人们不再像汉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样，只把文学作为一种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工具，而认识到它的审美的愉悦……人们不再仅仅着重研究文学与其它事物（比如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学本身的性质和规律（比如作家思维的特点，作品的风貌与作家气质素养的关系，语言运行的技巧等等）。”⑦试想一下，若不是魏晋南北朝的那些“士”们有了“文学的自觉”的思想认识，怎会出现《文心雕龙》、《文选》、《玉台新咏》，“三教圆融说”等一系列的划时代的名著和思想呢！因而“文学的自觉”也就成为齐梁文化最有价值的一个项特质。
为了深入了解这种特质，我们不妨腑身拾来《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来分析一下，“原道”开篇的第一句话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把这句话译成现代语为“文章何等重要啊！它与天地一同产生的道理是什么呢？”⑧这句话清楚地显示出刘勰的“文学的自觉”，他把这种对“文学的自觉”表达了出来，告诉人们“文”的作用是大的，大到与“天”“地”同，接着又来了一个自问：为什么这样“大”呢？于是他又进行了一番具体而详情的分析，把“文”的作用功能具体化了，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对“文”的宏大而深入的探讨，创作了这篇巨著。经这样具体分析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又一个文化精英有了“文化的自觉”的思想后，才有齐梁文化辉煌的，而齐梁文化的产生又强化了“文学的自觉”，自此后，使“文学的自觉”登上了历史舞台，使“文学”真正的成为了“文学”，起到了“文学”应起的作用。
齐梁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新”和“变”。萧子显曾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⑨萧统说得还要具体深刻，“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徽增冰之凛。何哉？盍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⑩他们的言论说明齐梁时代的文学精英们都已普遍认识到了文学求新、求变的意义，并努力实践之。这种求新求变体现在齐梁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从”言志论”到“永明体”到“宫体诗”；从三言、四言到五言、七律，从确不注重音律到强调音律，这一切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不仅是变，也是“求新”的过程。这种变也反映在语言上，他们在“语言上反对过去典雅深奥的语言风格，提供雅俗结合，要求文学语言平易流畅，并且有音乐性的效果。”⑾萧子显就提出了以”不相祖述”为文学“新变”的基本标准，他推出的文学标准是：“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⑿时代齐梁强调文字表达“不俗不雅”已成风尚。萧统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⒀刘勰说“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道变矣。”⒁由此可知，齐梁时代在追求语言的平易清丽、雅俗结合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齐梁文化的第四个特质是它具有和谐性。齐梁文化和谐性的代表作是萧衍和陶弘景所倡导的“三教圆融”，他们在“三教圆融”中所倡导的“和谐”思想，不仅在宗教界，也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了整合群众、平衡人们心理、教化人民的作用，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在广大民众心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同于儒教中的那种被束之于高阁的“和谐”，它是一种能被民间接受和实现的和谐。因而可以说是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首次播下了“和谐”的种子，使中国这个多宗教的国家，从此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宗教间大规模的争斗和杀戮，也使人们习惯了通过“共荣”的形式来构建和谐，齐梁文化的这个特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四、传承价值
齐梁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研究的一支奇葩、一块瑰宝，因而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弘扬它和积极的传承它。
从宏观来分析，齐梁文化的价值是很厚重的，首先是它总结和传承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中没有断裂，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又通过“新”、“变”把原有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使齐梁文化成了汉文化向唐文化过渡的桥梁。第二是它开创了“文学的自觉”的时代，从而使“这个时期的文学逐渐从经学、史学中脱离出来，文学的特征逐渐鲜明，中国文学史中的主要文体基本确立，文学的团体和文学流派、文学风格都已形成，并最终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⒂第三是创建了三教圆融，使中华大地上首次形成了被广大民众能接受并自始至终能发挥影响的和谐文化，它对维持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加强民间的凝聚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任何一种其它文化都不能做到的。
从微观的具体层面来分析齐梁文化的价值那就更广泛、更众多了，前文已作了叙说，这里就再累述了，那一件又一件事、那一本又一本书、那一项又一项业绩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引进了新的思想，开创了新的门类，从而使唐文化能在更广的层面上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一切都体现了齐梁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再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上来分析，研究、弘扬齐梁文化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思想的解放、文学的自觉、文化的求变探新，文化的和谐是社会永恒的课题，它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推进的，面对目前的社会现实，面对目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当我们回顾那个战乱的时代，回顾那些创造了齐梁文化的精英和他们所创造出的齐梁文化的时刻，内心深处在感到冲动和骄傲的同时总感到有一些愧意，历史和历史文化，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创造的，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历史也就此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使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流传到当代，当历史把这一切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应去挖掘、去研究、去弘扬，并借鉴这些文化来推进历史文化向前发展，这也就是在当代弘扬、研究齐梁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面对这个重大的任务，我们似乎还做得很不够，因而在当代弘扬齐梁文化的同时，我们应再拾思想解放的利器，在文学自觉的旗帜下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与“变”，这就成为当代的“士”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对于我们江苏常州来说，研究传承齐梁文化还有另一层意义，因为创造齐梁文化的许多精英都是南兰陵齐梁皇室的成员，他们的祖居地就在江苏常州，常州也就成为齐梁文化的一个主要发源地，因而我们视齐梁文化为我们地区的光荣和骄傲，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深入的挖掘齐梁文化，还齐梁历史与文化一个真面貌，这更是这块土地上后人对前人的一种敬畏，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责任。同时，我们也更应拾起那个时代精英们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创建当代的文化繁荣和经济昌盛。这就是我们常州的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一项光荣的任务。
写于2012年6月28日
（郭重威，作家，常州齐梁文化课题组成员，原常州市武进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郭重威，常州孟河孟城中街78号
电话：13327884267 13004436081
邮箱：czgzw66@163.com
注：
1、钟国发《陶弘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2页
2、钟国发《陶弘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2页
3、戚良德撰《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引证第8页
4、袁行霈等主编《中国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第284页
5、石之涛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第11页
6、杨明《刘勰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01年5月出版，第4页
7、杨明《刘勰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01年5月出版，第4页
8、戚良德撰《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正文第8页
9、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卷52，中华书局，1972年版式，第909页
10、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中华书局，1977年月影印本
11、《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中纪玲妹《论齐梁萧氏文学的“新变”特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27页
12、萧子显示《南齐书·文学传》卷52，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9页
13、萧统《昭明太子文集》卷第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14、周振甫注，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15、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2006年6月版，
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