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民盟省税校支部 薛炳南

《明宫迷案》是无锡教育台于今年三月推出的电视连续剧，其以明末三大案为背景，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把三案贯连成线，极尽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是历史题材的艺术精品。记得前年播出《万历宰相张居正》，观后料必出此剧，不期而中。“三案”者，梃击、红丸、移宫也。“三案”案起“国本”之争，案连邑城东林书院讲学诸君子。文革以后，学术氛围日盛，师友原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赓唐先生邀我去市图书馆讲座，余自知孤陋寡闻，而且久疏史学，百辞不获，勉作“明末三案与东林人士”之讲，如今犹觉汗颜。

明末“三案”的终始，是一局知识分子命运所系悲剧，其始也不过是郑贵妃嬗宠，欲立己子后封福王的朱常洵，终则宦官魏忠贤借故诛戮东林名士，宫廷之争演变为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惨剧，其悲也夫！《明史》卷305魏忠贤付云：“初，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自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己忧其过激变生。”《明宫迷案》的落幕一场，是王之宗、左光斗、杨涟和裴文中四人系于天牢，抚掌大笑，隐含东林士君子冷对邪恶、傲笑丑类，慷慨迎向死神的嶙嶙傲骨，确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

以史为剧既有历史的交汇点，也有艺术加工的夸张处。“迷案”首案是梃击，起源于立“国本”（即储君）之争，剧不讳史，所以是从“三王并封”情节而始，接着发生了“妖书”案，但要了解全貌，还得上推到张居正的执政。明神宗万历是个只知贪图享乐的昏君，《明史》神宗本纪“赞”也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于隆庆二年六岁时立为太子，隆庆六年五月帝崩接位，十岁的小孩子就当上了皇帝。但是他的母亲李氏隆裕太后出身寒门深知民间疾苦，教子极严，傅保张居正是裕邸旧人，极有城府。隆裕太后极尊重张居正，称先生，教诲儿子说，什么事都得听张先生意见。所以，万历初政，母后居乾清宫，居正辅政，秉笔司礼监大伴冯保随左右，出现了一派难得的好景象。《明史》神宗本纪赞云：“神宗冲龄践阼，江陵（居正）秉政，综合名实，国势几于富强”。但是，张居正不无缺点，初政之先结冯保逐隆庆首辅高拱，使昔日裕邸（隆庆为太子时的邨邸）的好友几至反目，冯保虽忠于主上而好利，这为自持清流的士大夫后被魏忠贤划线定为东林党人所不齿的。万历五年，张居正父卒，礼制应守孝，而一些朝臣倡议帝及母后挽留，居正也惑其言，于时墨绖从事为清流所不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等纷纷上疏，以致闹出御史曾士达、陈三谟，员外朗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皆坐廷杖，谪斥有差。

万历六年，朱翊钧满冠大婚，李太后还政退居慈宁宫，犹殷殷嘱托张居正说：“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所以终张居正世，万历不敢肆意妄为，政事清明，初政是不错的。但是，万历帝并不是英主，待万历十年张居正卒，皇帝头上禁锢咒除，乱局渐滋暗长，先是除冯保，籍没家财颇丰，又惑居正必多积蓄，先除其谥封，旋抄其家财，这明明是冤狱，而竟无一人白其冤，直至末代皇帝朱由检接位后，才得平反昭雪，而大明王朝也气数将尽了。

万历帝自此以后长期不视朝，中官四出敛矿税，以至家底败坏，民变迭起，而涉及明末三案者，始于三王并封。三王者，光宗常洛、福王常洵、瑞王常浩。万历二十年，时群臣早有立储之说，而皇长子常洛母是慈宁宫宫女，万历十年春，帝去问候母后时，见其楚楚动人而幸之，有娠，帝讳之，为太后所悉。一夕，太后诘其事，帝左右顾而不语，母后命出“起居注”并信物，帝无法抵赖，遂于四月册封为恭妃，八月生，即常洛也。而帝大婚后独宠郑贵妃，十四年，贵妃生子常洵，端妃生子常浩，恭妃是最可怜的弱女子，自生常洛以后，独居冷宫，母子一直未谋面，直至万历四十年，病疾，常洛始获准探望。至时，宫门犹闭，抉钥而入，恭妃已双目失明，拉着儿子的衣服流泪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不久就撒手西归了。所谓三王并封，明摆着废长立意，欲为立贵妃子常洵的潜台词，这自然引起了清流的反对，首辅王锡爵入宫面陈利害，万历帝只得俯允众议，收回了三王并封的初衷。但从此以后，环绕立储君之论，国本之议，就成了明末三案的中心。

三案之争，基本面演化为东林与奸侫之争，奸侫最终蜕化为官党，那么东林怎么会形成？这要做简单的交待。东林起始于顾宪成及其弟允成讲学东林，后有高攀龙主持，顾宪成怎么会重修？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万历二十一年，适逢京察，按明朝对官员的考绩制度，官员三年一考察，名初察，六年为再考，九年为终考；又分在京官员与地方官员（称外官）划分主持考察的职能部门。这次京察主持是吏部尚书孙鑨，考功朗中赵南星，实主其事的就是吏科考功员外朗顾宪成。这次京察的厉害处是执政大僚的关系户尽黜，从而激起了大官僚的反对，以致迫使赵南星下野。未几又廷推阁臣，顾宪成力推故大学士王家屏大忤帝意削职归里，得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的资助，把废为寺观的北宋杨时讲学旧址重修，讲学其间。宪成卒后，高攀龙主持，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明承宗元理学，讲学之风极盛，东林名人邹元标在京为官，亦创首善书院，但张居正执政时一度禁天下书院，卒后禁驰，书院复大盛。东林崇王阳明心学，但反对王学后绪近于禅的倾向，高攀龙有诗云：“不羡仙家烹大药，何须释氏说真空”之句，足见他们不信道，不信佛，主张“正心诚意”。东林学人在“讲习之余，又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张“恤穷民，体民富”，认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顾宪成《以俟录·序言》），但坚持“君臣之分”，“是六经者，天下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高子遗书·程朱阙里志序》他们反对万历搜刮民脂民膏的矿税使四出，又对昏庸的万历泰昌、天启天朝帝皇极尽愚忠，敢于搏击奸侫，所以这批“清流咸附，名倾天下”的一代名流，最终在天启朝魏阉掌政的黑暗年代，定为“党”人，必欲一网打尽了。

“三案”起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封建伦常的长幼有序，嫡庶有分。在东林人士的眼里，储君（太子）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朱常洛虽非嫡生，却是长子，没有久拖不决之理。万历二十六年，皇长子十九足龄了，仍未立为太子。这年，秉笔司礼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奉诏妆书，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以问答说立言立论，颇有影射立储君有利于郑贵妃之意。万历将此书赐贵妃，贵妃自为序并锓板付印，这样就引起了一场“妖书”的案件。时有人作忧危竑议“跋”，直指贵妃欲夺储君，吕坤献书是媚助贵妃，并涉及朝臣九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帝内受迫太后外不堪朝渍议，于二十九年始正式册封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按情理，储君既立，福王应去封地，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均发现匿名书一帙，名“续忧危竑议”，语更荒诞，词更涉郑贵妃及诸大臣。万历大怒，下旨严查，但株连蔓延很难收场。适有京人名皦生光者，曾刻书敲诈富商，其文字颇类，为东厂捕获，并株连妻孥。主持东厂太监陈矩练达而识大体，在审讯时晓以利害，刻书诈商也应判其死刑，劝其承认并允放其妻儿，才奏请仅以凌迟处死皦生光一人以了案。“明宫迷案”，在这里绘声绘色是谙合历史，编导者确有史才。

然而，皇子虽立而福藩又不至国，先是以建落邸为辞，继而又以索庄田四万顷为口舌，明万历四十一年春，“廷臣交奏章，……忽付旨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叶）向高进曰，四万顷，必不能，之国且无日期，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今东宫辍学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付》。万历不承认一日两见，但事实却屡发生，这时又发生锦衣百户夜入禁城放炮（爆竹）上告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招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和皇太子死事，叶向高借机再论福王宜速赴封国，这才得到万历的首肯，但犹推托过明年冬太后七十寿辰赴国。翌年三月，太后卒，向高再请，福王才殃殃离京去洛阳藩邸。

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挺击案起，是为电视剧“明宫迷案”的第一案，也是史家所述明末三案之第一案。而案起于“国本”之争，史与剧是一致的，而且在细节的描述上竟有惊人的相似。挺击案详细的记载，主要在《明史》卷二百四十四王之宗付。史云：五月初四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送东华门指挥朱雄收执。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鞠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鞠审报奏：犯名张差，苏州人，为吃斋讨封，语无伦次，迹若疯颠，貌则狡黠，请下法司严审。张差私闯东宫案发，举朝震骇，刘廷元以疯颠显然不实，案移刑部山东司朗中胡士相与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再审，仍如廷元所奏，审状云张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疯，赴京诉冤，遇不知名二人给挺作案，由东华门进至慈庆宫，内容稍微多了一点，结论仍是疯颠，并拟斩立决结案。刑部主事王之寀是个极为精细的干才。十一日，之寀值日提牢发饭狱中，故意绕过张差，对他说，只要供出实情就给饭吃，留二吏以备记录，挥去左右。张差始吐实情，自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太监）说事成与地几亩。至京，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老公给饭，并嘱闯宫遇人就打，打死人我会救你。这样就给差一根枣木棍，由后宰门导入直至宫门。案情出现大逆转，之寀云，张差不颠不疯，有心有胆，要求押凶犯至文华殿或交三法司会审。刑部侍郎张闻达原本想草草了结案，以免牵连内廷，事至如此，实难掩饰，而王之寀疏入不报，大理寺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纷纷上疏，大受疏中有“奸戚”两字，而御史过庭训更有“谒生肘腋宜亟翦”之语，把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外戚郑国泰。过庭训又移交苏州知府戚廷龄彻查，其案情进一步暴露。原先，郑贵妃谴宫中亲信太监庞保去苏州修铁互寺，就地购柴草烧瓷，民多卖薪获利，张差卖田贸薪，售与太监，村民嫉妒，一把火把张差的柴薪烧掉，张差诉至庞保，又持梃欲告御状，于是引入都城，案情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二十一日，刑部会同十三司司官会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名的老公即修铁互寺的冯保，不知街道的宅子就是朝外大宅刘成私邸。两人（冯保与刘成）令我打入宫门，“打得小父（指太子）有吃有着”。至此，案情大白，万历虽对贵妃宠爱有加，也难掩天下，只能令贵妃去哀求太子。二十八日，二十五年不视朝的万历皇帝，破天荒地来诣慈宁宫，叫皇太子侍立座左，三皇孙次立左阶，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责以离间父子。演出一出父子情深，家庭欢乐的闹剧，朱常洛在父皇的导演下也力白宫廷和睦，群臣毋须疑神疑鬼，蔓延侏连，谕令诛戮张差、庞保、刘成三人而已。第二天，法司磔张差于市，而后在文华殿再审庞保、刘成时，两人忽然翻供，张差已死，死无对证，就此草草了事。王之寀是极有谋略的干练之人，“挺击”一案虽搞得水落石出，但在朝事昏昏的当时，他断无好果子吃，万历四十五年京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劾其贪，遂削籍。天启初召复故官，天启四年二月，宦官魏忠贤得势，其党杨维垣首翻挺击案，之寀再除名，旋入汪文言案，逮下诏狱，坐赃八千，瘦死狱中，这是后话。

明末三案的第二案是“红丸案”。案情仿佛是简单的，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帝崩，终年58岁。遗诏太子接位，封贵妃为皇后，尽撤天下矿税使。八月丙午朔（初一）常洛接帝位，从廷臣议，封贵妃为皇后不妥，定明年为泰昌元年，这样，这位年已39岁，时时刻刻心惊胆颤的皇太子终算登上了皇帝宝座，就是以后庙号光宗的贞皇帝。光宗既接帝位，升郑贵妃内侍崔文升为司礼秉笔，掌御药房，郑贵妃又大献殷勤，进美女八人。八月丙寅（二十一），帝不豫（拉肚子），文升用大黄药，一夜三四十次，益泻不止，戌辰（二十三），召对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等十三人于乾清宫，命皇长子（朱由校）出见。甲戌（二十九）大渐，复召方从哲等受顾命。是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初服一丸，颇觉神气清爽，帝连声称赞可灼忠臣。尔后又服一粒，一命呜呼矣！这就是“红丸案”。光宗崩于九月乙亥朔，在位仅一月，廷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起为泰昌元年。《明史》帝纪赞说：“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这实在是修《明史》的张廷玉粉饰之词，所谓”天不假年，措施未展”，全是臆测，天下是没有如果怎样的，而三案构争，却真真来到了。明末三案的第三案就是移宫案。

所谓移宫者，即是逐李选侍出乾清宫也。乾清宫，为皇帝居室，九月乙亥，光宗崩，李选侍挟皇长子由校不令出见群臣。意欲为后，继而可为太后。制礼，帝崩，皇长子应即继位，李选侍不是光宗的皇后，应该迁出乾清宫，让给新皇帝，这件事，给光宗在宫的伴读，接位后执掌秉笔司礼的太监王安捅了出来。王安是太监中的佼佼者，忠厚老实，对已故皇帝忠心耿耿，是原老太监陈矩推荐的，但老实人容易上当，任用了一个奸刁狡猾的太监李进忠，后更名为魏忠贤，忠贤与朱由校的奶妈客氏勾结，后把王安害死。宫内，李选侍以小皇帝为人质，要挟封后，宫外群臣鼎沸，要求立即正位继极，出现了罕见的乱局。于是，王安把这一情节捅了出来，并设计了一个诓出朱由校的戏剧细节。王安走进乾清宫，群臣尾随遥立宫门外，李选侍这时也慌了手脚，听了王安让小皇帝一见群臣立即回宫的谎言，而朱由校一出宫门，刘一燝、张惟贤左光斗、杨涟等一干大臣，一拥而上，推着辇车飞奔文华殿受朝臣贺，并定初六接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翌日，周嘉谟、左光斗等又奏请逐李选侍出乾清宫。至此，这位受宠一时的宫廷嫔妃，众叛亲离，昔日亲信的魏忠贤，密谋交深的客氏也踩上一脚，灰溜溜地迁往哕銮宫去了，了却终生。

明末“三案”，理应到此为止，而电视剧却有裴文中，王之寀、杨涟、左光斗被羁锦衣狱抚掌大笑的节景，这很有深意，暗喻东林与宦党的大决斗。不过，裴文中其人令我不解，往年我读《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籍，无此人，而其中重要人物，却有汪文言，但具体情节也不同。也许我读书太少，至今又难检阅，姑存疑。而三案与东林关系甚大，与我市东林书院有关，又不得不约略陈述。

东林名士重返朝廷，最后与宦党决绝，与太监王安关系甚大。王安万历间入宫，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陈矩推荐为太子伴读，忠心耿耿于光庙，为人又正派，光宗嗣位为秉笔司礼，纳中书舍人汪文言建议，劝帝行善政，进贤路，于是有下诏起东林被逐直臣，所以到天启帝接位时，东林名士，毕集朝堂。他失在疏忽，竟上了一个狡狤凶残的魏忠贤，忠贤又与天启乳母客氏关系非同一般，称之为“对食客”，而天启又离不开乳母，客氏心狠手辣，于是形成客魏乱政，最终酿成东林惨剧。

朝有忠奸之别，人有善恶之分，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目不识丁，怎么能爬上秉笔司礼，提督东最后成了九千岁？！说来极简单，就是拉着大旗当虎皮，先安内后攘外一套手段。天启皇帝本来是昏庸，好玩泥水木工，设若教他盖房造桥，倒是能工巧匠，若是安邦治国，则非其所长。魏忠贤正是看破了这一点，教他操火器练内操，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于是朝政大事全交忠贤去办了。所以他可以动辄口含天宪，挟天子以驭群臣。安内就是控制内廷，树客魏的绝对权威，而王安必除是其干政乱政的重要步骤。王安被逐南海子净军，接着被扑杀。攘外是在廷臣中招降纳叛，树党羽，杀东林名士。客魏这招确有奇效，内则有太监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外则有魏广微、徐大化、霍维华、孙杰等为死党，到天启六年鼎盛时，其狐群狗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四十孙”之号，足见其一手蔽日，势大滔天。

魏忠贤残害东林名士有一个过程，而天启四年，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是东林浩劫的转折。天启四年六月，杨涟疏入，魏忠贤大惧，与客氏、王体乾等死党密谋，命魏广微调旨斥责，于是可以矫诏诛戮，为所欲为无复顾忌了！但是，魏阉诛戮东林，需找口舌，先是逮汪文言下狱，其“罪”是交结内阉王安，诬陷杨涟等受贿，而汪文言抵死不承，于是下诏逐杨涟、高攀龙（居家三十年，天启元年才入朝）、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逐韩爌、李邦华等，杖死工部郎中万燝，逼首辅叶向高致仕，其死党崔呈秀造“天鉴同志录”，王绍徽造“点将录”、徐兆魁编“东林党人”，一时正人尽除，奸佞登场，而欲杀之罪是兴天下奇冤的熊廷弼大案。

熊廷弼，江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有文武才，三十六年巡抚辽东，时努尔哈赤兴起辽东，廷弼力主三分屯田，七分守土。四十七年杨镐丧师，代镐为辽东经略，才出师，开原已失，旋又失铁岭，廷弼驰沈阳，颇多建功。天启初，给事中魏应嘉劾之，廷弼求去，以袁应泰代。未几，袁应泰死，东林人士力推熊廷弼复出，遂命廷弼为经略，又遣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而化贞主战，廷弼主守，两人意不合，划地各自经营。廷弼守山海关，而化贞一意孤行，致兵败广宁，廷弼驰救，遇大凌河，化贞哭，而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意何如？”化贞犹言守宁远及前屯，廷弼言已晚矣，于是退保山海关，此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事也。廷议，逮化贞、廷弼所勘。四月，廷弼论死，嘱汪文言以四万金贿内廷，后又反悔，所以有二逮汪文言，寻兴所谓行贿大狱，缇骑南下逮杨涟、左光斗、周宗建、黄尊素、周顺昌、高攀龙等东林名士的冤狱。天启五年是宦贤最为势盛，东林受毒最深的一年，熊廷弼于天启五年八月弃市，付道九边，而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二十余人坐赃惨死于狱中。熊廷弼是天下奇冤，其旨在尽逐东林，而缇骑南下，几激民变，逮杨涟，应山民数万聚哭街市；逮周顺昌，苏州民焚香号哭，自接驾桥至察院场道路阻塞，击杀缇骑二人，后有杨佩韦等五义士挺身抵罪，死葬虎丘山塘（即今五人墓），致缇骑滞阻一日，从而高攀龙赢得时间，拜表赴后园池中自沉死。余家居原高攀龙故居斜对面，抗战时期读小学，教室正濒池边，幸事也。

宦贤得志，于是尽毁天下书院，顾秉谦作“三朝要典”，卢承钦立“东林党籍碑”，而魏忠贤生祠遍地营建，九千岁、“厂臣”谀词迭称，此天启六年事也。然豺狼当道岂能长久，天启七年八月甲寅，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殡天，皇五第信王由检登极，不半年，客魏一千魍魉被一举粉碎，得到了应有报应。惜《明宫迷案》未演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