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楠

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载称：民盟早期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政团），成立于1941年3月19日，近读梁漱溟先生《我与中国民主同盟》，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政团还有前身组织，3月19日成立时还是个秘密组织。

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鲜特生先生的宅院特园，确实举行了政团的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敬告政府和国人》、《简章》等三个文件，并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然而，政团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成立大会秘密进行，三个文件未予公开，其中的《政治纲领》更是属于草稿阶段。直至是年10月10日，政团在香港的机关报《光明报》刊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国内外方知中国除了国共两党，又有了一个第三大党。那么，政团为何要在香港创办机关报，政团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政团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政团的前身及其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举国抗战，抗战成为头等大事，真所谓“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国民政府主动邀请中共代表出席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甚至中共的《新华日报》也可以在重庆公开出版，共产党变成了可以公开活动的党派，并赢得了大众和舆论的支持。中国出现了短暂的民主政治的春天。然而，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势。1939年，国民党发觉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信誉也超过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赶紧调整策略，坚持一党专政，再次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自此，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自1939年冬至1941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四军遭国民党7个师团8万余军队的突然袭击，叶挺军长被俘，项英等多名高级将领遇难，9千人的新四军剩下2千人······国共两党，在舆论上大肆论战，在军事上从摩擦发展升级到正面战争。在这样的局势之下，遭殃的是4万万民众，得益的是日本侵略军。眼看着国土大片大片地被侵略者占领，成千上万的民众死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这种情势之下，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希望国共两党之外有第三方人士出面调定时局，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众。实际上，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历史的重任，就这样降临到一个政团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下简称同志会）的身上，它便是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1945年时，梁漱溟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民主同盟述略》的文章，对同志会的创建作了记载，该文收入《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路》书中，梁先生在该文中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多年以来全国的不统一，国民党内的纠纷，国共两党的血斗，在抗战初期时，确曾实现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话。始而有国防参议会，继而有国民参政会，都是给予团结作一小影。然而，问题只在新形势下，得到延缓转变，却未能由此解决。及至共产党因抗战而声光大增，实力亦扩增起来，国民党自难坐视。可惜它却没有采取彼此竞赛的态度，而出之干涉限制。在前方游击区双方演出武装冲突，甚至像抗争一样。即不然，亦互相牵制了甚大兵力，均足以妨碍抗战。在大后方，共产党武力是不存在的；便极力统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活动，几乎使国民党外的人都不得自由。除了法令有明文者外，还有许多不依法律特殊处置。这样使得广大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特别是青年，都失去了抗战初起时那兴奋活跃，而陷入抑郁消沉。政府只借保甲制度，强迫征兵征工征粮以应付战争。而由于上下行政机关一向的腐败，和人民绝无说话机会，更加重人民的痛苦与战局的危机，此时任谁（都）晓得要求团结，要求民主；无如广漠散漫的群众，却发不出呼声。还只有那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人，率先行动。他们已经当局邀在一起，号为共商国事，号为代表民意，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在二十八（1939）年十月间，经过成都、重庆两地几度商谈，遂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

“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形式上未表明是党派联合体，但实则国共两党以外那些党派人物，差不多全在内。例如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培炎、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皆是。其以个人参加者当然亦有，如四川老辈张澜、安徽老辈光昇等是。当时订有信约十二条，揭出他们的信念和主张。

在这段文字中，粱先生把同志会创建的目的、社会背景、组织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都交待得十分清楚。然而，同志会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舆论工具，所以，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国共两党的冲突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国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情势不容等待。梁漱溟等人觉得，必须要重建一个有合法身份的、有较大影响力的、能在国共两党之间说上话的大的政治团体（当时尚未称党派），来调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实现团结抗日，救国救难的目的。

1940年12月24日，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在重庆新村四号张氏家中约会，商议建立新组织事宜。翌日，再次相会商议，并增加了冷御秋、江问渔二人。此六人当是政团组织最早的发起人，后来民盟中人称梁漱溟为“民盟之父”，自然有其道理。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震惊中外，9千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国共两党摆开了血战的架势。政团之创建更加紧迫。时值国民党政府准备在3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军政要人和党派的代表都提前到达重庆。这段时间里，梁漱溟等人又联络了张澜、沈钧儒等多人，并多次举行了创建政团的会议，在政团的名称、性质、宗旨、纲领、简章、中央机构、领导人、机关刊物等诸方面达成共识。就这样，在1941年3月19日的这一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诞生。政团创建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在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的高度关注并支持。

政团的性质和宗旨

政团，是一个诞生于抗战中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团体，它的构成十分复杂，主要有六个小党派和团体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组成，除了调定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一致外，许多政见不统一，有的倾向国民党，有的支持共产党，有的中立，甚至小党派内部成员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有1944年的整顿改建）。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社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称：政团“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又说“本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做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了一个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并提出了“培养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和“一切服从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做诤友、贡诤言”的政治主张。

很明显，“团结、抗日、救国”是政团组织创立时的初衷，也是短时期内急切的目标任务。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当然不可能只有短期目标，所以在成立《宣言》中公开声明，是“致力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可视作长期目标），并在《政治纲领》中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治主张，故又称《十大纲领》。概括《十大纲领》，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一）一致抗日，反对妥协；（二）实践民主，结束党治；（三）加强各民族各党派之间的团结；（四）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五）厉行法治，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和集会结社。

在3月19日政团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黄培炎、江问渔、冷遹、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丘哲、梁漱溟、张澜等十三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黄、左、张、粱、章5人为常委，公推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因政团尚未取得政府当局认可，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公开发表言论，所以决定由梁漱溟去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并担任社长。13个中央执行委员，有12个分别出自六个党派团体，只有张澜是无党派人士。六个党派团体分别为：

中华职业教育社 以黄培炎、江问渔、冷遹为首，该社有30年历史，以社会服务为主，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有上佳表现，尤其黄培炎在社会上享有声誉。

国家社会党 以张君劢、罗隆基、张东荪等人为首，该党继承了清末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多人与梁启超有直接关系。

中国青年党 亦称国家主义派，领导人为曾琦、左舜生、李璜等，有20年党史，人数较多，有较强的活动能力，有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和《国论》期刊，但内部意见长期不统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亲国民党的。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亦称第三党，有18年历史，成员较杂，当时领导人为章伯钧，主张以蒋介石为领导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统一和平建国。

乡村建设派 从事乡村建设运动，领导人为梁漱溟。

救国会派 以沈钧儒、邹韬奋等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为主，曾经拥有一大批优秀爱国人士，何香凝、宋庆龄、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都出自该派，“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统一救国”是其主要主张，在香港建“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办有《华商报》《大众生活周刊》《笔谈半月刊》《救国丛刊》等报刊，在舆论方面有较大影响力，与共产党较接近。该派参加政团同盟为1942年，所以13个中央委员中没有沈钧儒。

政团组织构成复杂，内部意见不一，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这对民盟工作的开展也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梁漱溟至香港创办《光明报》，就遭到了来自内部成员的许多责难。现在的许多新盟员都不理解为何黄炎培先生只当了6个月的民盟主席，史书对其“辞职”的原因或避而不说，或语焉不详。其实这与组织内部成员的意见和行动不统一有关。实际上黄先生是享有较高声望的人，只不过有软肋，于是腰杆子挺不起来，那就是他贪恋于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职位，与蒋孔集团的利益有脱不了的干系，所以凡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制、制造内战之类的话不敢说，看见共产党就躲得远远的，对接近共产党的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也给予排斥，甚至《十大纲领》《成立宣言》等重要文件公开发表前要党派负责人签字时，他竟逃而避之。实际上，1941年3月至9月期间，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是虚设的，直至同年10月，张澜接任主席后，民盟不敢说话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进行组织整顿，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清理了一些党派团体（青年党等团体自行退出），改原来的政团入盟为个人入盟，扩大了民盟组织的社会基础，使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加入民盟，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内部的团结和思想的统一都得到了加强。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和其他政治主张。民盟走上了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