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旦（1911-1985），江苏江阴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专于人文地理学，提出用综合方法划分地理区域的观点，晚年大力提倡复兴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论文《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等。

——纪念恩师李旭旦先生诞辰100周年

无锡民盟 叶 新 伟

一九八零年，我从无锡县天一中学毕业，高考时报的几个志愿居然都没录取，阴差阳错地被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录取了。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很不容易，对于我这样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已经算是十分幸运了，但自己的高考成绩这么优秀，居然没有上更好的大学，心里非常难过，我是怀着一百个不愿意的心情，到学校去报到的。

刚到学校报到，就听说，地理系的系主任叫李旭旦，是无锡江阴人，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地理系这个专业很不满意。一天我直接找到地理系主任办公室，希望调换专业，巧合的是，这天李旭旦先生（他不喜欢学生叫他李主任、李教授，而喜欢叫他李先生）正好在他办公室，李先生叫来了负责录取工作的崔老师，听了崔老师的情况介绍，李先生笑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今年南京师范学院录取的少数几个高分考生之一，对学校不满意，对专业不满意，能理解”，“但是你知道地理系是学什么的吗？”我说自己是理科考生，地理是文科，我想转物理系去。李先生对我的请求没有正面答复，而是不紧不慢地开始讲地理这门学科的情况，虽然我还是不愿意听他的意见，但在这长者面前，我没了狡辩的勇气。最后李先生对我说：既来之则安之，相信你在这个领域也能取得好成绩的。我无言以对，道谢后怏怏地地走出李先生办公室，这是我与李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回来后，我从师兄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李先生的情况。李先生一九一一年出生在江阴县青阳镇的一个中医家庭，家境贫寒，但李先生从小天资聪颖，中学就读于江南名校江阴县南菁中学，李先生学习特别刻苦，高中毕业时，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被保送进国立中央大学，也许受到了他故乡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影响，他到中大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学专业，师从国内著名的地理学权威胡焕庸教授、德国人费思孟教授等。一九三四年李先生大学毕业，直接留校任助教，一九三六年李先生又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剑桥大学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三九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李先生从剑桥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毅然选择回国，应聘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地理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李先生放弃了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职位，主动请求调到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创建地理系，他和其他教师一样地亲临教学第一线，参加每届学生的野外实习。一九五七年厄运降临了，李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了师生的批判，降级、降薪和撤销系主任职务。即使身处逆境，李先生仍然勤奋踏实地对待教学工作，以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在此后漫长的二十三年中，李旭旦先生在搞教学的同时，还不得不参加许多惩罚性的劳动，终致重病缠身。一九七九年，李先生获得正式平反，然而这时的他已年近古稀，李先生开始为复兴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呐喊，他提出了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强调人地关系协调思想，同时身体力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并亲自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一九八零年李先生以中国地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地理学会会议，这一切不由得令我对李先生肃然起敬。

跟李先生接触更多是一九八二年，这一年，李先生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这年李先生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李先生坚持定期给研究生亲自授课，然而，李先生的一口乡音始终没变，他除了无锡话就是英语，一般人很难听懂他的讲话内容，两名研究生听课更是一知半解，很难听明白李先生讲课的全部内容，无奈，学生买了一台老式的卡式三洋录音机和磁带，每次上课都会把李先生的讲话全部录下来。系里的领导找到我，大概是系里领导知道我是李先生家乡人，无锡土话我听得懂，加上我的英语在系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于是就让我给李先生的两位研究生当“翻译”，那时我在读大三，课程很紧，没有时间跟研究生一起听李先生的课程，只好每周将录音的内容带回宿舍，放着录音，做着记录，把李先生讲的一字一句全部如实记录下来，我记得他讲授的课程是英国人文地理学思想。大概是李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话”实在太差了点，因此他的讲课中参杂了很多的英语，中文和英语混杂在一起，其中有大量的地理学专业词语，很多时候我也听不懂，无奈只好留着，等下次上课前，再请教李先生，李先生会仔细、认真地解释这些英语词语的意思，稿子经过李先生审核后，再打印出来，成为研究生教学的教材。

最让我难忘的是毕业前的一段日子，一九八四年四月份，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我们一班的同学都知道这时候李先生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已经很少到学校了，偶尔见到李先生，也是拄着拐杖，缓步走在校园里。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希望李先生能给我们这班毕业生说点什么，给我们题个词，当我们向李先生提出这个请求时，李先生一口答应，没几天就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亲笔题写的“教学相长”四个大字，看到这四个字，我真的流泪了，因为我看到过李先生以前的很多墨宝，写得一手好字，可如今，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字里行间能看到这位老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南京的六月已经炎热无比，到拍毕业照的时候了。说真话，我们一班同学已经不指望李先生参加了，尽管我们真的希望能跟恩师留个影，但他的身体情况实在让我们不忍心请他过来，当我们在草坪上排好队准备拍照的时候，系里的老师激动地对我们说，李先生来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看着李先生拄着拐杖，缓步地朝我们走来，李先生这天一反平时西装革履的形象，特意换了一身中山装，衣服在他身上已经松松垮垮，李先生消瘦了很多，听老师讲，这时李先生的体重已不足百斤。看着李先生虚弱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流出了难过的眼泪。

“五十春秋，论人文地理，探舆志渊源，译著等身，事业名山尊旭老；三千弟子，遍百园九州，传师门衣钵，奉觞来庆，草崖万木又新生。”这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南京师范大学为李旭旦先生举行从教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我的另一位恩师汪永泽教授撰写的一副长联，这不是李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李先生终因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四岁。接到噩耗，我悲愤不已，我为失去这么一位恩师感到无比的难过，为我国人文地理学失去这位奠基人感到无比悲痛，李先生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激励着李先生所有的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