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曹永忠

民主党派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他们喜欢用文化的标准去评判一些人和事。他们有将“道德”与“文章”相提并论的传统。他们要求这两个世界同样精彩。

我喜欢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它为上述传统下了绝好的注脚。老实说，要做到“道德”“文章”俱佳，乃人中龙凤，极为不容易。费孝通先生（1910-2005年）就做到了，做得相当精彩。

                           （一）

怕见惯了帽子大批发现象的朋友们骂俗，就不罗列一大堆费老头上带“家”字的帽子，单是这“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一项，就令人肃然起敬。

1938年，年仅28岁的费孝通就以《江村经济》的出版奠定了其在学术领域的地位。《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他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跳出当时人陈旧的看法，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他为中国农村问题大胆开出药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江村经济》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指定为学生必读参考书。此后，他又陆续出版《禄村报告》、《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将《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国外优秀人文著作翻译到中国。1940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界的最高奖——郝胥黎奖，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费孝通总是“摆事实，算细账”，凭着敢于质疑旧说的性格、擅于调查的本事和锐利的眼光，使得“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得以传播。造福了中国。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大学问，大文章。

                （二）

道德层面，费老是一个正直的人，许多事迹也常让后学者感叹不已。

费孝通有两任妻子。1935年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他悲痛欲绝，深深自责。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因参与华侨爱国运动被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出境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回想55载风雨春秋，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诗作充分表达了费孝通对孟吟在困苦中与自己始终牵手相伴终身的欣慰之情。

1957年费孝通和潘光旦等被错划为大右派。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费孝通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作为一个资深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不只是温性的。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他于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民主爱国运动。当时政治的黑暗，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的缺失，民生的凋敝，使得喜欢对国家的前途出路作出思考的他走上了追求光明的道路。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给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局势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些让我们感觉到了费孝通作为民主斗士坚定激进的一面。

 做了民盟中央主席后，费老凭借着自己厚实的理论功底和与中共风雨同舟的历练，摆事实，讲道理，阐述新中国政治上不存在“反对党”而实行协商制度的根本原因。告诉全盟要具有“包容性”，民盟内部要有“民主关系”（1988年12月《北京周报》英文版）。并将民盟需要履行好的基本职能概括为“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丰富了民主党派理论建设的内涵。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作为参政党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经常读读费老的文集，将对参政党搞好自身建设带来许多启发。

（作者单位：民盟常州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