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民盟组 金人宪）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走改革开放道路,历时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使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水平，城市发展还是新农村建设，变化就在我们身边，新面貌就在我们眼前。

从一九四九年成立新中国起，就标志着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长期的战争动乱，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使得人民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还摆脱不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核心指导。建国后又经历了“三反”“五反”、“四清”、“整风反右”，特别是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长期处于“政治挂帅”、“绷紧阶级斗争弦”的指导思想中。当时许多是非观念，是对是错根本无法分清，也不允许分清。通过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三十年的历程，使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有着根本的改变。我认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改变，其根本是观念得到了改变。试举几点观念更新变化，以表达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和赞颂。

1.

盲目的“人定胜天”与科学发展观

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始终具有某种战胜自然的信心和意念，也就是有一种“人定胜天”的决心和愿望。正因为有了这种愿望，才有了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动力。 如何把握这种愿望的尺度，决定着“人定胜天”的结果是否如人所愿。正如摁格斯曾说过的那样，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人定胜天”不是现代人创造的，有记载的起源要追溯到千年前了，但现在定格的的涵义倒是经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来。“人定胜天”这个成语现在被解释为“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其中，“人”指人类，“定”为一定能够，“胜”为战胜，“天”指自然，整个词组断读为“人／定／胜／天”。其实在古代，人们将“人定胜天”定义为“人定/胜/天”，即：人定兮胜天，而不是人兮定胜天。 建国初期，毛主席用“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来激励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战天斗地、治山治水，改造自然，造福人类。在这种“愚公移山”精神的鼓舞下，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出现了许多成功事例，例如：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将光秃秃的虎头山改造成沃野良田，迎来稻菽千重浪的大丰收景象；十万林州“当代愚公”，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天河，修筑起绵延3000里的“世界第八奇迹”——“红旗渠”引来活水，造福人类等等。但随着浮夸风在全国的蔓延，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片面理解“人定胜天”的涵义，疏忽“天人合一”既人和自然的和谐和依存关系，盲目“敢叫日月换新天”，过度强调人的意志和雄心壮志能改变自然界的一切，这种思潮到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当时全国到处是“围海造田”、“围湖造田”、“围滩造田”、“毁林造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一片，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我们金坛也不例外。我认为最特出的要数白龙荡的围垦。白龙荡是金坛城西南面的水面加湿地的芦苇荡，自然环境优美，常年鱼虾菱藕不断，是金坛城市天然绿肺。文革期间在“围湖造田”、“征服自然”的潮流中，围恳造田，既失去了蓄水防洪功能，又破坏了生态平衡，同时失去了金坛最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胜地。在那盲目“人定胜天”、违反自然规律而破坏自然环境行为，已经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教训是极其深刻。

改革开放后，经过三十年改革实践，极大地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科学思考与务实创新之门从此被打开。人们的思维从狂妄自大、无视自然规律逐转变为用科学态度认识自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并已发展为完善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环保是改革以后在人民心目中逐步树立的一种全新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身与环境相互依赖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现在人们任何改变自然环境的举措，都必须经过科学的反复认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金坛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和谐金坛为宗旨的社会活动取得的骄人的成绩，并且还有许多新的具体方案和措施正在全面落实。一个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美的和谐金坛正呈现在五十四万金坛人民的面前。

2.

“臭老九”与人才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技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对待这类“人”的看法和认识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历史上在对待这类知识的“人”，曾出现过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观念，“老九”就曾被用来贬化这类知识的“人”。

“老九”一名词的起源可追溯到我国十三世纪元帝国时期，当时把帝国臣民分为十等，第九种人是“儒”，也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极低，正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之比乞丐略高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沉渣泛滥，社会上将教师、教授、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技术人员统统称之为老九，再冠以臭字为“臭老九”，以示对知识分之的蔑视，从称呼上可以想象当时对知识、人才多么的不尊重。但这种状况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主流，从“孔、孟”之道到“状元”科举制；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有些片面），都表现出我国历来是尊重知识的文明国度。只有在十年动乱中，一切都被颠倒，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火热”时代，历史的沉渣重新泛起，“臭老九”被冠以知识份子的代名词，历史重新将大批的知识份子，学者专家划为人民的对立面，是革命的对象。我父亲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我父亲出生成份下中农，兄弟姐妹七人，解放前全家共同辛苦供给父亲一人读书，直到解放初期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的父亲，就因为读了书，其政治面貌从下中农变成小资产阶级，在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拨乱反正后平反）。在那个年代，好象读书和知识与小资产阶级划等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亲眼目睹了 许多 老 师 教授、医生专家、技术人员（包括我父母）被楸斗，戴高帽、扫大街、住牛棚等令人不堪回首的一幕幕。这些混乱的社会现象使我和许许多多同代人感到困惑：毛主席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怎样理解和实践？从小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是否错了？困惑、迷茫伴随着我的成长。

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1976年，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全国高校招生恢复高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许多被颠倒的是非进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全党、全国的核心工作，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观念。百业待兴，各行各业迫切需要大量有知识、有专长的人才，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逐渐恢复和兴起。三十年来，国家对知识分子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纠错平反、大幅度提高待遇、设立专家国务院津贴、设立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科技成果奖励等等措施，彻底改变了对待知识分子一切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臭老九”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看三十年后的今天，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政府部门任何岗位都有文化水平学历要求，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进步，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以前的“臭老九”，现在是香饽饽，百万年薪聘专家、招人才在金坛也不是少数。人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根本上得到更新转变，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氛围充满着整个社会。

3.

城里人和乡下人

人类社会随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城市后，城乡差别就自然产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和农村的人的差别，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大。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和半封建历史，地理环境大部分是农村，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经济非常落后， 物质生活相当贫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民政治地位发生了改变，但落后的经济和贫困的生活状况不是短时期就能改变的。无论从居住环境到生活物资供应，以及个人经济收入等等许多方面，客观上城乡差别非常大。当时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城市就业资格要求限制，严格将城里人和乡下人区分开来，乡下人想进城做城里人是乡下人长期的梦想，由于农村的贫穷落后，人们所称的乡下人多少带有贬义。建国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这段时间，对一些所谓的“走资派”、“臭老九”惩罚性质的措施，就是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做乡下人。我父母因为是知识分子干部，1969年带着全家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做了乡下人。

我们下放的是离金坛城不远的南垫村，全村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更谈不上通电话。我家5口人就住在2间土墙草屋，隔壁2间土屋住着5名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个全劳力一天辛苦劳动只能得到一毛钱，甚至几分钱，全年的口粮只够吃7-8个月，其它就要靠借粮、山芋胡萝卜等补充，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因为南垫村离城近，相对于金坛偏远的山区和农村，条件还算要好一点，可想而知，那个年代作为乡下人的艰苦程度。就是这样的农村也不能放松阶级斗争，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核心轴转，这种人为的政治灾难，又为乡下人的艰辛雪上加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乡镇企业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陆续开展，国家许多扶农、帮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科学种田、特色农业、区域农业经济合作社等农业经济模式不断创新，新农村建设逐渐向更高成次发展，现代科学种田，机械化耕作和种植，解放出的大批农民到城市的各行各业就业做工，种种变革不但改变了农民收入结构，同时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一个崭新的新农村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我们金坛，不但处处通电、通水、通电话、而且村村通公路，城市农村公交一体化，私家车的发展更是不分乡下和城市；乡下人到城里发展创业，乡下人到城里做工，乡下人到城里买房定居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里人到乡下承包土地，发展特色农业，城里人到乡下建别墅、造园林等比比皆是；由特色农业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业，更使金坛的农村万紫千红，一派生机。

现在的社会，你能分的清哪个是城里人、哪个是乡下人吗！

4.

穷与富

三十年来，人民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贫困”向“富裕小康”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深刻感受到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巨大影响，例如在“穷”与“富”的观念认识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观点，经历三十年的变革，现今的穷富理论与三十年前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里，生产资料都是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所有，工人、农民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换取极少的生活物质维持生存，其余一无所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将这最庞大的社会阶层称之为无产阶级；掌有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称为资产阶级。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要构成的无产阶级是被统治、受压迫阶级，而蒋家王朝正是这些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阶级地位的改化，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虽然建国后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注定将人们长期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也就是一切活动要围绕阶级斗争为核心来开展。这种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政治氛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混乱的社会现象彻底搞乱了人们的世界观。在穷与富的观念上中，当时好象穷就是无产阶级，是人民；富是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很穷，我家也一样，一年中吃不了几顿肉，平时还要用胡萝卜、山芋等来充主食；谁家要是相对富裕一点，那就要“里三代”、“外三代”政治审查，看是否错划或漏划阶级成份；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如果为了改善生活搞点副业，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或者是“投机倒把”被打击。那个年代的我和我周围的人们，都认为穷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富就是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对象，是人民的敌人。

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经历了风风雨雨三十年后的今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彻底得到认定，以前是“一穷二白”光荣，现在是“勤劳致富、发财致富”光荣；以前是不敢露富，现在是经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带动大家一起富；以前搞副业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是农、林、牧、副、鱼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随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广大人民正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人民在穷与富的思想认识上与三十年前正好颠倒换位。

意识形态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短暂的过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的历程。人们随着动乱时代的结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陈旧、落后、甚至错误的思想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生了一次次灵魂深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出来，直至回归理性。三十改革开放的成果举世瞩目，我谨列举上述几点体会感受，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走过的思想观念变化轨迹，来赞颂我们的党、赞颂我们的祖国、赞颂三十年改革开放。

历史的车轮在加速前进，我们的思想观念还将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更新。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