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事实上，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已经明显影响到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那么，我国为什么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太僵化，从而导致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的模式化和单一化，进而严重禁锢了受教育者的思想自由，也压抑了他们的创造潜力。正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它极大地阻碍了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关于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在报刊杂志上、网上及学术会议上，许多教育家、教育工作者已经提出了尖锐批评，在此不再赘述。这说明，受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影响而建立起的现行教育体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所以要想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必须推行多元化教育，让不同思想观念得到自由发展。
一、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几乎已经做到了“不遗余力”：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实施“863计划”，扩大大学生、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各省市每年都进行各种类型的科技成果的评选和奖励等等，然而这些举措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我国当前的科技产出水平在世界各国的排序中也显得太靠后，西方国家每十万人被sci、istp、ei三大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篇数基本在100－200篇（美国为176.7篇，德国为113.6篇，法国为127.9篇，英国为189.4篇），而我国只有2.2篇。我国千余所高校被检索的论文总数只抵得上美国哈佛大学一校。[1] 有人把世界各国按科技实力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科技强国，目前只有美国够格。这里所说的“科技强国”，实际上是指科技超级大国。 第二类为科技大国，如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日本、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位的科技大国。 第三类为中等科技大国，如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荷兰、西班牙、丹麦、韩国、奥地利等国家。 第四类为“科技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 第五类可称为“科技欠发达国家”（或称“科技弱国”），以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2] 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情况看，也大体能够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科技强国，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几的诺贝尔奖，英、德、法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恰好占据第2、3、4位。日本的获奖人数尽管只有8人，少于俄罗斯、荷兰、 瑞典等国，但日本的技术移植和综合创新能力走在这些国家前列。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荷兰、西班牙、丹麦、韩国、奥地利等国家则大约列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人数的第五到第十三位上。而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直到今天还未实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 总之，尽管我国目前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科研人员的数量已达几百万，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也不少，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但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却少之又少。如我国的制造业、信息业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有人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归结于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和学风浮躁，归结于科研经费不足，归结于学术腐败，归结于科研课题的评审和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合理，归结于人才管理方面存在缺陷等等。这些方面的因素确实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但它们却不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差的真正原因或根本原因。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差的根本原因、真正原因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及文化基因与西方科学的进步所需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因不吻合、不匹配，因此它不能为西方科学这棵大树的成长提供丰富的文化养料。对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基因”对科学的影响：如果我们中国人设立一个中医学的“华佗奖”或“张仲景奖”，以表彰那些对中医学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试想，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欧洲人能获此殊荣吗？我想不能。因为中医学的整个理论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是三位一体的，要学习它当然容易，但要真正搞懂它，怀疑和批判它，创造它，非要经过长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不可。 其实，诸如科技工作者的急功近利和学风浮躁，学术腐败和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的不合理等原因，严格地讲都不是原因，而是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的结果，因为人及其社会都是作为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这一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既然人们的思想及文化基因是导致社会状况差异的根本原因，那么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差的原因究竟是由哪些文化因素所引起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哲学修养 稍有科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凡在科学史上作出贡献的一流科学家都同时是哲学家，或至少具有很高的哲学造诣。我们已经证明，哲学是科学诞生的土壤，科学来源于哲学；哲学为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从而为科学研究活动设定方向或开辟道路；哲学还为科学方法论提供理论基础。因此，哲学对科学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科学本身也看作是哲学的一部分。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哲学修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一贯不重视哲学教育，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自己也认识不到哲学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把学习哲学看作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无疑就造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哲学知识的贫乏。第二，由于在中国理工类的大学教育中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造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哲学知识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内容的陈旧和僵化（整体架构基本是以斯大林1938年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主旨相差实在太远），从而使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哲学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中国科学工作者非常缺乏西方哲学（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知识，而西方哲学恰恰是西方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基础。 当然，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或在某些领域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基本属于在一定的“科学范式”内的“解难题”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准模仿”活动，与冲破旧科学范式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论、基因学说，进化论、大陆漂移说、非平衡热力学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中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正是由于中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哲学修养，因而他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几乎从未表示过怀疑，相反，总是认为科学理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然而，科学只有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前进，如果没有了怀疑和批判，那么科学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中国科学工作者为什么总是对科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并深信不疑呢？除了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哲学信念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科学存在普遍的误解，即认为，科学＝正确＝真理。既然科学是正确的化身，是真理，那么当然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和批判的了。 但是，科学并不代表正确，也不是真理，科学是永远可错的。如前所述，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一种猜测或解释，而以这种猜测或解释为前提推导出的公式、定律等可以得到人类经验的证实。但是，被人类经验所证实的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或是真理。这是因为，其一，人类经验或“事实”并不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就是“理论的经验或事实”，至少也要受到理论的“污染”，因此同样的经验或事实可以证明多个不同的理论，甚至相互对立的理论是“正确的”，其二，人类经验或“事实”本身具有历史局限性，或者说，它们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可错的；其三，用人类经验或“事实”对科学进行检验，一般都是通过“后件为真（或假），前件亦为真（或假）”的方式进行的，但这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后件为真(或假),前件不一定为真(或假)。所以说，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把科学看作是真理，看作是正确的代名词，这也许是他们不敢大胆提出自己的科学假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中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科学所需的“文化基因” 我们已经论述了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不仅催生了西方科学，而且也是促进西方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科学工作者由于成长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非常缺乏西方科学所需的文化基因，这正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至今未获诺贝尔科学奖，至今未能提出可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摩尔根用基因理论、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相提并论的重大科学理论的最根本原因。 事实上，几乎每个中国科学工作者都认为科学研究作为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界，即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然而，西方科学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求知，为了满足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为了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正由于中国科学工作者总是把科学的目的看成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实践，因而他们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看得非常重要，甚至看成是科研的生命。而真正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实际上属于技术的范畴，属于应用研究的范围，科学研究在一开始通常是显现不出什么实用价值的，正如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说，实用价值只是科学的“副产品”。 众所周知，中国人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叫“西学”)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逐渐完成的，这就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最大功绩。自那时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看作是“制夷”和“自强”的手段或途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然，西方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制夷”，可以“自强”，但是西方科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体系，技术作为其实用价值的体现 ，只是它的一种功能。 总之，科学作为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活动，与人们的哲学思想、信仰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它显现出浓厚的文化特色，它的发展同样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未能对西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其最终原因是文化基因的差异。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基因对各自民族的科学的影响：如果我们中国人设立一个中医学的“华佗奖”或“张仲景奖”，以表彰那些对中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试想，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欧洲人能获此殊荣吗？我想不能!因为中医学的整个理论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学习它当然容易，但要真正能搞懂它，怀疑和批判它，创造它，非要经过长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不可。 三、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必须推行多元化教育 找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地采取措施以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众所周知，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离开了人科技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的人。很显然，要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人我们就必须首先从教育改革做起。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教育改革首先必须推行教育的多元化，因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最大弊端就是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太僵化、太单一，因而严重影响了受教育者的思想自由，禁锢了受教育者的创新思维。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推行教育的多元化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必须加强多元化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熏陶 既然哲学是科学的基础，而且科学、哲学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我们要想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努力加强大学生、研究生的多种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熏陶，尤其要加强西方哲学史知识的学习，以搞清楚西方科学的本质，西方科学的起源，西方科学的发展动力，西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要坚决走出现在这种又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同一，又要他们将来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的两难境地。通过加强对西方科学本质的认识，使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迅速摆脱对西方科学“拿来主义”和“准模仿”的依赖。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对知识的检验主要运用两种方法：逻辑和经验。对科学而言，它既要经受住逻辑的检验，又要经受住经验的检验。科学由于必须经受住人类的经验检验，因此它被称之为“实证知识”。但对哲学而言，由于它是人类的超验的、思辨的知识，因而无法经受人类经验的检验，所以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事实上，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我们无法辨别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哲学理论除了逻辑上必须自洽以外，我们实在拿不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标准来判别它们的正误。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尽管哲学没有正误之分，但它却可以为科学提供理论指导，这正是康德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一种纯粹的科学需要一种纯粹的哲学”的真正涵义。事实上，科学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科学理论的提出都与哲学思想、哲学理论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哲学的支撑，科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必须促进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必须有多元化的思想，而多元化的思想只能来自多元化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从历史看，创新意味着批判、怀疑和否定，而批判、怀疑和否定必须是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不言而喻，这些不同思想只能来自不同的教育。而具有不同特色和不同背景的教育只能来自不同的办学主体。然而，目前中国教育主体的趋同现象太严重，无论是初等、中等还是高等教育，几乎可以用千篇一律来形容，这显然会直接影响多样化思想的诞生，直接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办学主体，即一个真正能够自己决定招生规模、招生范围、生源质量，自己制订教学大纲、培养方案、教学课时，自己编写教材、确定教学内容等的学校。相反，任何学校都要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而教育行政部门正是禁锢学校，禁锢学生思想，进而压抑学生创新思维的始作俑者。所以，要想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就必须把我们的学校从教育行政部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学校成为真正独立的办学主体。 3、必须坚持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多样化的思想不仅来自不同的办学主体，也来自多样化的教学内容。然而中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是，无论初等、中等还是高等学校，甚至幼儿园，都是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统一的招生、统一的分数线、统一的培养目标、统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教学要求，甚至统一的教学方式，难道这么多的“统一”加在一起，最后却能培养出具有怀疑、批判精神，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来吗？当然不能!因此，要想真正提升中国科技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坚决摒弃各种“统一”，让各办学主体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教学内容；根据自己的特点选用或编写教材。 4、必须坚持招生方式、培养方式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一基本原则必然也要泛化到其他领域，例如在学术领域，也必须坚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平等地争鸣，相互平等地质疑、批判、否定，这是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不断诞生的重要前提条件。所以说，既然办学主体是多元的，而且在教育层次、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之它们之间存在激烈竞争，那么各办学主体当然就有权按自己的特点进行招生，进行培养。其实，按自己的要求选择学生，根据自己的要求制定培养方案，采用相应的培养方式，不仅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也是教育多元化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不难理解，中国科学技术近代以来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与中国当前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和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至今未有一人荣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及整个社会都缺乏西方科学所需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文化土壤。所以，我们要想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转换我们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文化的核心）——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必须从加强各种西方哲学思想的学习，促进思想的自由化和教育的多元化、自主化进程着手，彻底改革单一的、僵化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这也许是一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选择，然而中华民族要想在当今世界和今后体面地生存，这是一个唯一的选择。舍此，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1][2]游光荣：中国科技国情分析报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76－177，184。
作者简介：钱兆华，男，1954年生，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联系电话：0511-2927705 879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