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自 衡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所谓诚信，一般认为，就是“言必行，行必果”，通俗地说，就是说话算数，许下的承诺，一定兑现。商鞅变法，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他的新法令，就在市场的南门竖起三丈高的大木头，许诺谁能移放到北门，就给他金十镒，老百姓感到很奇怪，没有人去移动木头。于是商鞅又许诺，谁把木头移到北门，给他五十镒金。有一个人就把木头移到北门，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镒金。其目的是“以明不欺”，好实施他的变法。“民无信不立”，不能取信于民，一个政府是难以建立的。商鞅深知，无信不足以施政。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孩子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她就哄儿子：“你在家里，等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妻子回来后，曾子真的要杀猪，妻子说，那是哄孩子的，你别当真。曾子说：“小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他不懂事，靠父母的教诲，照父母的榜样，逐渐成人。如果你欺骗他，就是教他学会欺骗，这样如何对他进行正确的教育啊！”曾子是七十二贤人之一，他非常明白无信不足以育人的道理。至于无信不足以经商的事例更是不乏。所谓端木遗风，就是称颂孔子的弟子端木子贡诚信经商的儒商风范。陶朱公范蠡信奉“务完物，无息币”和“无敢居奇”、“正心求也”， 重视货物质量，重视自身信誉，主张利义两有、利义相长，成为吴越一带鸿商大贾。沈万三直截了当地说：“诚信可以聚财。” 外国人同样把诚信作为经商之本。松下幸之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说法更是赤裸。前者说：“当你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时，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信誉可以说非常重要，信誉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无穷的财富。”后者说：“如果你的诚实守信为人所知，那么六英磅的投入可以给你带来一百英磅的收获。”无论是商鞅的诚信施政，曾子的诚信育人，还是子贡、范蠡等人的诚信经商，他们都属于以信示诚：守信是为了取信，取信是为了或施政，或育人，或获利，都具有鲜明的功利性。我并不否定他们取信的诚实本质，但试想，商鞅不是为了实施变法，何以立木取信？曾子不是为了孩子成人，何以杀猪示诚？至于商人，投入一份信誉，难道没有为了十份利益目的？ 这样看来，所谓“诚信”，似乎就是：承诺——兑现——功利。难道这是对“诚信”的唯一理解？如果这样，还能够以“诚信”建立互信的人际关系？还能够以“诚信”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诚信”，其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谋略的成分和功利的性质，岂不引发人们对于“诚信”的猜疑和警惕？ 沈祖连写过一个故事，题目是“荒唐的画家”。说作家的一个朋友阿文因为有事，请路过的作家代看十分钟的店。五分钟后画家经过这里，作家就请画家代他朋友看五分钟的店。五分钟过去了，阿文没有回来，十分钟过去了，阿文还没有回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作家开店的朋友还是没有回来，画家错过了与人相约写生的时间，妻子打电话说儿子骑车摔掉两颗牙子，画家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店。事情本身有些荒唐，画家觉得自己也有几分“荒唐”，他并没有向阿文做出承诺，连店主都不认识，为什么一定守住那个店不走呢？“这到底为什么？难道是一个高尚或是替他人着想就可以解释？的确，画家此时的心里，也没有想到什么高尚不高尚，相反，他倒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既然应承了别人，就得负责到底……”沈祖连在文中这样写道。无独有偶。英国作家写过一个《八十五年前的棕色漂流瓶》的故事。主人公出海捕鱼，捞到一个闪闪发亮的棕色瓶子。密封的瓶子里装着一张字条和一封信。字条上写道：“请拾到瓶子的人转交此信，并接受一个可怜英国士兵的祝福。”那封信是1914年9月9日，即一战爆发不久，一个英国士兵托马斯写给他妻子伊丽莎白和女儿爱米莉的。爱米莉如果活着也该接近90岁了。“这个瓶子是否和我以前发现的其他瓶子一样，被我扔掉就完事了？还是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也许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的孩子还活着，这样一封信对他们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感到一种重大的责任，似乎有某种使命感在催促我行动。”主人公这样想着。他终于通过《太阳报》的帮助和在新西兰邮政服务局的全额资助下，将这封信亲自送到了侨居新西兰的已经87岁的爱米莉的手中。主人公对于托马斯并没有任何承诺，是责任赋予他一种使命感，使他成为父爱的天使。中国古代有一个因责任而忠于信念、恪守信用的典型范例。崔杼杀齐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是为景公。齐国太史写道：“崔杼杀庄公。”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继任太史，又写道：“崔杼杀庄公。”崔杼又杀了他弟弟。他的小弟弟继任太史，仍然写道：“崔杼杀庄公。”崔杼无奈，只好作罢。这就是“一门三信史”的典故。是太史的责任使兄弟三人不惜生命秉笔直书，成为千古佳话。 可见，诚信是一种责任，而并不是为了什么。一个负责任的朋友，一个负责任的路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一个负责任的儿子，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一个负责任的妻子，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一个负责任的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商家，一个负责任的顾客，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都不能不诚信，也不会不诚信！ 这里再说一个古人的故事。季札出使，北上途中，拜访徐国国君，徐国国君看到季札佩带的宝剑，十分喜爱，但不便说出。季札已经看出他的心思，因为还要出使中原诸国，暂时不能奉送，心里作下许诺，完成使命回程经过徐国时定将宝剑赠给徐君。待季札回到徐国时，徐国国君已经死了，季札就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季札的做法，如果是“以信示诚”，那又示给谁看？如果是为了功利，又有什么功利可图？这是季札诚实的本性使然啊！这便是“因诚而信”，包括《荒唐的画家》、《八十五年前的棕色漂流瓶》、《一门三信史》的故事，都是因为诚实的本质必然做出的守信举动！所以，诚信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种素养，一种品质，一种良知，而不仅仅在于兑现许诺，获取信誉，更不是为了某种功利！ 因此，诚信的根本在于诚实、真诚。有了诚实，就没有不负责任；有了真诚，就没有不守信用！我们肯定“以信示诚”，更赞赏“因诚而信”。我们宣传诚信，要把目的和归宿放在“诚”字上；我们教育诚信，要把着力点放在“诚”字上；我们养成诚信，要在“诚”字上下功夫。如果人人都以诚实为本，人人都能真诚相待，又何愁人际信用的缺失，又何愁和谐社会的建成！

最后补充一句，任何许诺和守信都应以道德与法律为前提，切不可意气用事，这里特别提醒那些“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