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对周维迅而言，意义特殊。即使在65年后的今天，我们和已过耄耋之年的周老一同回忆那段时光时，他的眼中仍跳跃着别样的光彩。

那时，周维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已两年。一年前，民盟总部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压迫下，被迫宣布解散，周维迅与组织上的联系也因此中断。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在伪铨叙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人事部门）作了一名普通的职员。那段时间周维迅度日如年，他对反动派的痛恨与日俱增，却无从出力，只能靠读一些革命理论书籍来消磨时间。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得知消息后，周维迅激动地拍案而起。他坚信，中国的天很快就要亮了！ 此后，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走在南京初冬微凉的街头，周维迅却心头滚烫。街上的人群按捺不住即将取得胜利的喜悦，四处散发解放军城市政策等文件。纸上的油印铅字，就像镌刻在心上一样，周维迅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的思想是先进的，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解放。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中共地下党员郭乃策、阎严找到周维迅，托他协助取出伪铨叙部的《国民党员从政人员名册》。名册是国民党从政人员的重要档案，记述了官员从政期间的重要工作经历。得到名册意味着掌握了国名党很多重要官员的一手资料，对进一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意义特殊。周维迅郑重地接受了任务。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协助郭、阎二人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周维迅是夹道欢迎的激动万分的群众中的一员。多年的期盼终成现实，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解放中国众望所归。那一年，周维迅正好三十岁，而立之年，他亲眼见证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 可这时，民盟组织内部却响起了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认为，中国解放了，民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是时候该解散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解放，民盟也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需要有合适的位置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周维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隐隐在困扰着他。毛泽东等党的国家领导人得知民主党派的思想动态后，及时阻止了党派解散组织的行动，并批评了共产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 1949年6月初，周维迅在南京人民法院任职，先后在刑事庭担任书记员、审判员。 他时刻提醒自己，做司法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清醒的头脑和正直的心，审理案件要辨明是非，秉公办理，但也不能耽误时间，更不能让受冤的人在牢里多待一天！他把这归结为一个司法工作者的良心。 1950年，周维迅放下了法院的工作，担任民盟南京市第一届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全身心投入民盟的事业。周维迅常常告诫盟员：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一定要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八十年代起，民盟恢复组织活动，周老带领机关同志配合南京市委市政府对盟员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落实政策，对盟员中担任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学校（院）长、研究所所长等28人进行重点调查，共写成调查材料66件，分别报送有关部门，基本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周老为了盟员的落实政策几经调研，四处奔忙，南京当时五百多名盟员都熟悉他高大的身影和儒雅谦和的笑容。 在改革开放初期，周老担任民盟南京市委主委，发挥民盟教育科技界人才优势，积极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盟员举办以创造发明为主题的“向科学进军”展览会和为“四化”服务成绩汇报展览等；自筹经费创办行知业余学校，为高考补习和成人再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 1983年起，周老一边担任南京市人大副主任，一边在民盟机关主持工作。他克己奉公，从来不占公家的半点“便宜”。周老清正廉明的形象影响着他身边的人，团结清廉是盟员对机关的一致评价。 今天，当我们谈到政治交接时，周老仍意味深长地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着同一个目标，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现在是和谐发展，本质是一样的，大方向是一样的。民主党派不能脱离这个大方向，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正确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富强。

周老用一生验证着中国知识分子从自发抗战到消沉彷徨再到坚定地和党走在一起，共同争取光明与希望，而支撑他的应该就是这份“同心”情怀吧。

民盟南京市委机关 韩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