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孝陵的范围、规模、制度及其变革 南京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历史上曾经称金陵山、蒋山、紫金山、北山和神烈山。大凡到南京旅游考察的人，少不了总想着要参观一下这座明初南京第一陵一一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风风雨雨六百多年，几经沧桑。清人郑板桥《念奴娇•孝陵》一词就曾有“东南王气，扫偏安旧习，江山整肃。老桧苍松盘寝殿，夜夜蛟龙来宿。翁仲衣冠，狮麟头角，静锁苔痕绿。斜阳断碣，几人系马而读。闻说物换星移，神山风雨，夜半幽灵哭。不记当年开国日，元主泥人泪簇。蛋壳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风烛残……”。郑板桥盛赞明太祖励精图治，奠都金陵的统一大业。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曾为明孝陵题“治隆唐宋”碑，赞扬明太祖朱元璋治国平天下的功绩，高于唐宗、宋祖，此碑现仍矗立于明孝陵碑殿内。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的陵寝，位于钟山之阳独龙阜玩珠峰下，此处原为六朝开善寺旧址，宋元时改称蒋山寺，上有宝公塔。明初因建孝陵，将寺塔移至今灵谷寺，由朱元璋赐名“灵谷”，号称“天下第一丛林”。 明孝陵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当时朱元璋还只有54岁，即开始营建陵寝，洪武十五年(1382)葬入皇后马氏，由于马皇后谥号“孝 慈”，因此所葬山陵称为“孝陵”。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曾倡导以“孝”治天下，故名。据《明实录》记载“庚午发引，是晚乃遣醴馔告谢于钟山之神，以复土故也，命所葬山陵”。十五年后，七十一岁的朱元璋最后葬入，终明之世均称“孝陵”，明亡以后称“明孝陵”。 明孝陵范围很大，陵墙有45华里，设一个卫(孝陵卫)负责看守，这个卫是明朝军事编制，约5600人。陵园内有神宫监负责主持祭祀和日常工作。从孝陵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及其范围来看，它应该是我国现有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它自下马坊入口处至方城(明楼)纵深2．62公里。当年在大金门东西两侧围绕的红墙(称“兆域”)周长22．5公里。后来经清初和咸丰年间两度战火，陵区建筑全部遭到破坏。当初修筑孝陵的军工约十万人。从“四方城”内《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所立的年代为永乐十一年(1431)说明孝陵全部工程的建成前后长达三十一年之久。从《明史•礼十四》， “十六年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礼”来看，显然，洪武十六年只是孝陵殿的落成时间，并非陵园全部建筑竣工，这时可能只是完成了地宫和一些主要的礼制建筑，而陵前大量的地面设施还是以后逐年修成的，包括神道两侧的石像生、石望柱、棂星门、以及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 从孝陵的整体布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导引部分的神道；一是作为主体建筑的陵寝。神道部分起自下马坊，包括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四方城、神道石刻；陵寝主体建筑部分，从棂星门至石桥，包括正门、碑亭、享殿、大石桥、方城、宝城。现分述于后： 下马坊在卫岗，是明孝陵的起点，为一座石造牌坊，两柱前后外侧辅以碑石，柱端饰以云纹，内侧雕刻出梓框，在大额坊上横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坊的东面是“神烈山”碑。明嘉靖十年(1531)改钟山为神烈山时所立。之所以要改名，为的是与北京明十三陵所在地的天寿山，并称为“南北二岳”。附近还有一块卧碑，是崇祯十四年(1641)立的“禁约碑”，这块碑是朱明王朝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为了保护“龙脉”，匆忙而立的，内容是禁止损坏陵墓和有关谒陵的规条，重申保护明孝陵的严肃性，并立了许多严酷的刑罚制度。 从下马坊西北行是大金门，大金门是明孝陵陵园的大门，有拱门三券，下部为石造须弥座，是一座歇山顶建筑(单檐)。原为上覆黄色琉璃瓦，朱扉三道，与北京长陵大红门同一做法。大金门东西原有红色砖墙相接，现只能见到接墙处的砂浆痕迹。大金门以北是“四方城”，这是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为其父朱元璋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而建的一座高大的碑亭，碑文为朱棣所撰，记叙朱元璋一生事迹、碑文长达2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块，从底座到碑额统高8．86米。在此之前朱棣为了表达他对其父朱元璋的忠心，特意在阳山开凿了“阳山孝陵碑材”，因无法运输，只好弃之不用。 “神功圣德碑”由于碑亭顶部毁于兵火，内望通天，故俗称“四方城”，该亭若按照北京长陵规制，原来很可能是重檐歇山顶建筑。 从碑亭西行，过御河石桥，便是孝陵神道石刻开始，桥下的水通霹雳沟，下注于东涧。桥的西面有石兽六种，共十二对，都是两蹲两立、姿态交替，艺术构思新颖别致，每当丹枫照人的金秋季节，此处显得格外典雅幽美，发人遐思。 按照神道次序的排列，依次为：第一、二对是狮子；第三、四对是獬豸；第五、六对是骆驼；第七、八对是象；第九、十对是麒麟；第十一、十二对是马。石兽之中以象和骆驼最为高大，这些石像生表现出对墓主的尊崇之情。陵前置放石像生其用意之一主要在于“表饰坟垄，再现生前之仪卫耳”；另一种用意是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根据《风俗通志》的说法是为了防止一种叫魍象的怪物。魍象好吃亡者肝脑，而畏虎和柏，故坟前立虎、植柏树，可以驱赶魍象，故后世陵墓前都有狮、虎和柏之类的镇邪之物。 狮子是“百兽之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作为护法神兽立于陵前。其实类似狮形的石兽早在东汉和六朝陵墓前就有了，不过我国真正在陵前安置石狮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帝王陵前置石狮护卫，勋臣墓前用石虎、石羊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明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传统习俗，在陵前也都安置石狮，洪泽湖滨的明祖陵神道中间作蹲坐、立状的石狮就有八对之多，而明孝陵前蹲坐、伫立的石狮却栩栩如生、别具新意。 孝陵神道石刻的规制，独具风格，可以说是集唐、宋以来神道石刻之大成，充分显示出孝陵的雄伟气魄。从其石像生的组合看来，废除了石羊、石兔及瑞禽，增添了麒麟和骆驼，而将石羊、石兔降为功臣墓前的石像生，这是我国帝陵石刻布局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陵前列置獬豸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明两朝喜欢以獬豸作为陵前饰物，这不能不说是统治者对法治的重视，以表示正真不阿的意思。据《神异经》中说：“獬豸置于朝，不直之臣，兽即触之”。宋书《符瑞志》也说，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可见它是作为护法神立于陵前的。 陵前置骆驼是明孝陵的首创，骆驼出于西域和我国北方，被誉为沙漠之舟，汉代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它为我国与西亚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唐代三彩骆驼成为墓葬中最常见到的明器之一。南京南郊南唐二陵也出土有骆驼明器。明代继承了汉唐以来的文化传统，进一步把骆驼用之于陵前，可能是出于炫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之意。具体表现在明孝陵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的陵前，可能还包含有“降服北地”的含意。因为北地产骆驼， 而元顺帝逃亡蒙古高原后，其后裔仍为北疆边患。置骆驼之意，不言而喻。 陵前安置石象，我国历史上秦汉以来就已经有了，但有实物可据的只有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大象是皇帝生前大驾卤簿的象征，明代皇帝仪仗中有“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大驾卤簿由锦衣卫中设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据《朝野旨载》中说：“象能识人曲直，有礼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明孝陵置象的含义，有表彰正直不阿的意思。 至于陵前置马，更是大驾卤簿中不可缺少的坐骑，唐人杜牧《长安晴望》中写道： “回识六龙巡幸处，飞烟闲绕望春台”。用马殉葬在我国商代已有之，但作为大驾卤簿却是秦汉时的事。唐之后陵前置石马成定制，大明终始都采取这种制度，纯为仪制而设。明孝陵承袭唐宋旧制，神道前的立马取消了马佚，马身亦无鞍，带饰，但功臣墓如徐达、李文忠墓前则仍有鞍马和马佚，这是明孝陵葬仪上的又一改革。 陵前置麒麟，从目前现有实物来看，最早见之于六朝。当时帝陵神道置麒麟，人臣墓前列辟邪，以示等级区别，但这种规制以后再没有见过，只有明孝陵突破了唐宋以来的常制，神道上再次出现了六朝时代的麒麟，这很可能是为了突出皇陵这一帝王规格，同时也可能与南京六朝陵墓石刻艺术的影响有关。 神道石刻恰恰是墓主人生前仪卫的象征，明孝陵神道石刻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大驾卤簿的具体反映，它博采前代诸陵之长，融各家新意于一体，不再墨守陈规，开创了有明一代陵寝建筑上的新风，这不能不说是皇陵建造上的一大变革。 明孝陵的神道曲折蜿蜒，走完石象路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有白石望柱二；立于神道两侧，白石如玉，雕镂云龙纹。神道石柱又称碣或华表，其作用主要是反映陵墓位置的标志。后面是四对石人，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分别代表青年和老年带刀执瓜盔甲将军的形象，他们是“宿卫将军”，是陵墓的忠实守卫者。宋明两代帝王仪仗中都有类似装束的将军执卫。紧接着排列在后面的依次为两对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也分别代表青年和老年，可能是作为“后继有人”的象征。据《明会典》记载，其穿戴为素罗衣白纱中单，冠带佩绶等同朝服。神道尽处是棂星门。过棂星门不远便是孝陵正面的御河桥，桥下的水西注于前湖。御河桥北约200米处 是孝陵正门“文武方门”黄瓦单檐建筑，从这里开始进入了孝陵的主体建筑范围。文武方门东侧红墙下，立有“特别告示”牌一块，用英、法、俄、日、德、意六国文字镌刻保护孝陵的告示，所以又称“六国文字碑”。 文武方门之后原是孝陵殿前的中门，也是五门，后来被炮火毁掉，仅存须弥座台一层，从台基两侧遗址看，可能当时还有墙垣向东西伸出。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碑殿，殿内立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南巡时书写的“治隆唐宋”碑，由江宁造织郎中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刻制。后来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南巡时的题刻，也附在两侧。御碑后面两侧还有两块卧碑，记载着康熙南巡谒陵时的盛典。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钦奉上谕。明太祖系一代开创令主，功德并隆，今朕省方，将至江宁，其陵寝在钟山地方，应行致祭，著内阁礼部大常侍会议具奏，钦此。”另一块记载着康熙三十八年谒陵时情景，据称康熙两次南巡，都往孝陵祭奠朱元璋，恭恭敬敬地行三跪九首的大礼，还指派了专门守陵的大臣和陵户，拨出香火田产，以笼络汉族统绐阶级，缓和满、汉矛盾。碑殿两侧原来布置有御厨和具服殿以及宰牲亭、水井、雀池等，现在仅剩一些石柱和石井栏、水槽等遗迹、遗物。 孝陵殿是明孝陵主要建筑之一，原为供奉朱元璋及马氏神主的地方，规模宏大，东西九楹，南北五楹，共四十五间。现存大石柱础五十六个(原为六十四个，被后来的建筑掩盖八个)。最大的直径为o．9l米。孝陵殿与北京长陵棱恩殿相近似，有三层须弥座台基，四角有石螭首、雕栏和龙凤镂雕石柱。清《同治上江志》记载：“殿后有平台，台奉御座二，座前有案，案左朱匣中藏石龟，长可尺余，昂首曳尾，隐约可辨，右侧配以空匣。癸丑之乱，享殿毁，龟亡。”其实，这座孝陵殿早在明清交替时，就已经被毁坏。其间还不断地有伐木、杀鹿、烧窑、采石炼灰等事件发生。据《孝陵志》记载，孔尚任在清初所看 到的明孝陵是“宝城石坏狐巢大，龙座金消蝠粪多”。魏世傲《孝陵恭谒记》所见到的是“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为刀斫伤，或折柱木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诗人屈大均也说自己曾亲见“牧马番儿(满人)方斫殿柱，栏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到了清朝咸丰年间，由于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而太平天国军队则占据了天堡城(今紫金山天文台附近)，这时孝陵便是两军对垒的中心地带，炮火所及玉石俱焚，以致孝陵宫殿尽毁，现存三开间守陵小厅是清朝同治四年(1865)和十二年(1873)两次重建，规模大为缩小。享殿北面有大红门三道，是通向大石桥的正北门，这道门按照北京长陵的规制，应为“内红门”。 内红门后部为“上宫区”，门东西有墙，向北是方城，两侧有八字墙缭绕，八字墙面上的四角饰有砖雕花纹，是明初砖雕艺术的代表作。再前面就是大石桥，这座石桥称“升仙桥”，意思是人间天上即以此桥为界。大石桥南一片空旷地带原为露天拜祀朱元璋夫妇的场地。其后为陵墓的主体，称“宝城”，又叫“宝顶”，约400米直径的圆形土丘，其下即为“地下宫殿”。这座地宫规模结构如何，由于资料缺乏，无从查考，连《孝陵志》也不见记载。但有人根据明初墓葬情况及建筑特点推论，认为孝陵的地宫很可能是采用明代盛行的“桥涵式”建筑款式，它大致形同灵谷寺无梁殿形式。宝城前面用青石砌成像城门的城台称“明楼”，其下为隧道，走出隧道，迎面宝顶南墙上横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楷书大字，它刻于民国初年，用以回答游人讯问。 由于历史上明孝陵一直属于禁区，周围绕以高大的皇墙，外界不了解其究竟，因此传说很多，疑问不少，尤其对朱元璋是否葬于明孝陵的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如十三个城门出棺材的说法南京人家喻户晓。有的甚至说朱元璋死后葬于朝天宫地下冶山之阳，这大概都出于对朱元璋其人晚年性格的猜测而来。其实当年埋葬朱元璋时梓宫(灵枢)就是从正阳门(今光华门)运出来的。经石门坎(天坛)、小卫街、下马坊进入明孝陵，朱元璋葬明孝陵是毋庸置疑的。 明孝陵是朱元璋生前已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风水宝地”，一般说不大可能改变初衷。后来又葬皇太子朱标于孝陵之东，名为“东陵”。《秣陵集》有“泗陵沉没凤陵荒，此地明楼傍夕阳，金粟铭功无石马，醴泉陪葬有名王”。“名王”即懿文太子朱标。封建帝王最讲究“风水”，轻易地舍此他就不大可能，而且也不能不考虑后果。因为从封建帝王的角度，认为皇陵的选择得当与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盛衰和家国的兴亡。另外，根据朱元璋临终前弥留之际的叮嘱，也是情理所在，毋庸置疑的。据《明史•太祖本纪》：“丧祭遗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勿改作”。朱元璋深知创业维艰，不愿让子孙为他过多操办扰民。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不让后世子孙改变他原来的计划，免遭盗掘。不过尽管朱元璋也曾吩咐“不要妨害婚娶”，但是朱元璋 死后还是有不少嫔妃、富人为之殉葬。据《大明会典》记载：“孝陵四十嫔妃、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野获编》也说： “按太祖孝陵凡嫔妃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孝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后殁者。”这就是说除两人死于朱元璋之前，属正常死亡之外，其余三十八人，都属被迫而死，这些惨死的嫔妃肯定不会葬于陵内，均葬于孝陵东西两侧。1976年和1980年中山植物园和当地驻军所在地，曾经在孝陵两侧三百米处施工取土，发现过一批金凤钗和制作精 美的金制首饰、金镯，镯的内边还打印有“匠作局”字样。由此可以推断，这些饰物都是从葬者生前的遗物。这批殉葬者都美其名为“朝天女”，其家属世称“朝天女户”。 孝陵内原来还栽种有十万株松，放养上千头长生鹿，每只鹿的颈部系有银牌，据说民国初年有人还在山上拾得银牌，上刻有“杀鹿者死”四字。后人在咏孝陵诗中有： 孝陵云黯万株松，叶叶冰霜树树龙。 更遣奚官豢千鹿，艺田瑶草护春茸。 这大概是因为孝陵的长生鹿由放生变为药用的缘故。这里所提到的“奚官”，是掌管富人疾病，司药的官员。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昆山人)曾多次往谒明孝陵，他在《重谒孝陵》诗中写道： 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最近，我抽空参观了明孝陵，察看了新修的文武方门和明楼，感受颇深，文物是要有热心人去保护才有其生命力、传承性，否则，光讲那种“残缺美”，不符合今天改革开放的现实。例如明楼、文武方门的维修就使孝陵焕发了“旧貌新颜”的光彩，如果将来有条件，能把孝陵殿再重现，在为人们增添游兴的同时又再现殿字的辉煌古貌，岂不两全其美? 总之，明孝陵的建筑规制的特点就在于它把人工与自然两方面高度巧妙的结合，新旧辉映。尤其在主体建筑和神道布置的合理性上，它既庄严又富于结构变化，反映出造物者巧妙的构思与独具匠心的创造力。因此，它是前所未有的创造和革新。由于它的简朴、实用，符合封建礼制的要求，也最为后人所仿效，它对明、清两代的陵 墓规制颇有影响。 明孝陵的规制，从整体看基本上继承了前朝制度，但从神道与封坟的布局安排来说，这种做法又充满了创新精神。它废除了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等制度不用，创新了方城和明楼，改方坟为圆丘，显示出了自己特有时代风格，形成为明、清两代帝王陵寝建造上的规范。 当年朱元璋把陵寝选在独龙阜玩珠峰，可谓是煞费苦心，矢志不改，他废除了一些繁文缛节，并上下宫二者合一，使神道按自然形势蜿蜒曲折，一直延向五华里多的钟山南岗，同时又保留了梅岗，作为陵寝前的第一道屏障，如同建筑前的大照壁。加上苍山远树，显示出它的曲折深藏，一眼看不到头，客观上还烘托出一种高深莫测、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令人肃然起敬。同时在宝顶之前设置明楼，同样显示出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既典雅又美观，既崇宏高大又庄重厚实， 这一点可以说完全是明孝陵的创新和变革。 今天我们如果站在明楼向四周眺望，就会发现“独龙阜者，即钟山之龙脉也”。诚然，钟山龙蟠，龙脉并非只有一处，这是其中之一。由此逶迤直下，到玩珠峰即止步，此处正处于孝陵地宫所在的宝城，当你步上宝城前面的明楼，站在中轴线上朝南眺望，而且又是风和日丽的时日，你会看到正南方向中轴线以外二十多华里处的江宁东山，那郁郁葱葱的“土山”头，大概就是“独龙”所要取的“宝珠”。这应该说就是玩珠峰的秘密所在。朱元璋曾一再坚持要在此造陵，不惜搬走寺塔为代价，其奥秘无非就是为了一个“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