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南联大诸回忆录

无锡民盟 毛勤勇

因在大学里教过几年书，对大学教育一直萦系于怀，尤对西南联大的历史更是充满兴趣。今年来，从网上或书店专门收集了好几部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回忆录。计有：《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婧撰写）、《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余坦坦整理）、《逝水流年》《续逝水流年》（许渊冲）、《离乱弦歌忆旧游》（赵瑞蕻）、《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陶祖德》、《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刘宜庆）《国立西南联大校史资料》（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等等。

近几个月，忙里偷闲，零打碎敲，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些回忆录。走进这段历史，且行且思，联想当下高等教育，钱学森之问，等等现实，可以说是慨然以悲，欢然以喜，唯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庶可表达出自己此刻复杂的内心。西南联大短短九年谱写的一段艰苦卓绝史，抒写了我中华文化和教育史上最绚丽的一段华彩乐章，其伟业功勋固已载入史册。但它留给我们的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健全知识分子人格、培养创新型人才、处理好政治与学术关系，等等，更是一大笔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足以昭示后人，启迪来者。我有三点感想：

首先，西南联大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就浅言，西南联大作为一所战时联合大学，无疑是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当时，西南联大已经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王浩到哈佛大学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得了博士学位。据他说，因为在联大时许多内容都已经学过了，去了以后学的很快。在短短的九年里（1937年11月1日至1964年7月31日），就读学生不足8000，毕业生不过3000，却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栋梁，民族精英。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164人。此外，还培养了殷海光、王浩、邹谠、汪曾琪等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即深而言，西南联大的贡献，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昭示了新一代士人独立自由的人格气质，反过来，正是由于这些精英的存在造就了联大的辉煌和荣耀。这个群体是真正融合了西方现代的和民族传统的精神。既有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精深广博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又有传统士大夫 从道不 君的浩然正气。28岁的金岳霖说：“与其做官，否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王浩在他那篇《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我觉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那些 教授们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所彰显的正是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张扬的独立个性。应该说，这段日子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们是一群幸福而自由的人。正是有了这些追求幸福而自由的人，才会有西南联大的“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我觉得，这才是西南联大存在的重要意义。

其次，西南联大成功的奥秘何在？总结起来或许可以列出很多条，但根本的，就两个字，“自由”。胰岛素发明者之一的邹承鲁院士在答记者“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时，他的回答很简单：自由。自由是现代大学成功的金丹不传之秘。何兆武说：“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在联大，教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除了保证大学教育不受行政机关的直接管控，以保持大学自由之独立外，在内部治校，仍然延续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做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学校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学生。以教授而言，仅就政治倾向，左派的有闻一多、曾昭抡；民主社会党的有潘光旦和费孝通；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三青团的姚从吾和陈雪屏；没有党派但常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不过，要指出的是联大的自由，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态的、异常脆弱的，还没有稳固坚实的制度保障，时时受到国民政府干预掣肘。1939年秋到1940年春陈立夫就三次训令要求联大实施教育部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新规，但遭到联大教授们的抵制，那就是冯友兰起草的那篇著名回函。函云：“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表现出了大学的持守。1939年后，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在西南联大院长以上的都要是国民党员，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反对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了。随着政局的变化，这种自由空间的外部条件消失，自由独立也就宣告终结，到49以后彻底终止。

复次，大学需要教育家来办。“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之所以能够在联大开花结果，最重要的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在办学。没有他们秉持现代教育理念笃行实践就没有联大。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何谓教育家？就是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独特办学理念和理想，并为之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教育领袖。联大期间，张伯苓将管理职责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蒋梦麟主要主外，内部事务主要交梅贻琦，蒋梦麟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持无为的管理态度。梅贻琦关于大学名言更是传颂至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他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民主行政体制，可惜后来都已失传。对青年学子采通才教育，要求“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人才的培养应该朝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清华校友在回忆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联大的高度独立自治连校长自己也须遵守，1945年6月，蒋梦麟在任行政院秘书长职位上仍兼联大校长就遭到教授们非议，最后只能辞去校长。这就是教育家的作为、胸怀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