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龙华

金松岑（1873~1947），江苏吴江同里人。曾为柳亚子老师，并与章太炎同事。一生致力教育和国学研究，被人誉为“一代宗师”。

在今天同里中学校园内，静静矗立着这样一幢小楼，古典，玲珑，不张扬，恰似主人的性格。这幢楼叫“天放楼”。楼主金松岑，自号“天放楼主人”。

金松岑与辛亥风云人物陈去病“同里同庚”（但事实上是年长1岁）。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举国以此为耻。为表雪耻救国决心，1897年，金松岑与陈去病等人在天放楼发起成立了“雪耻学会”。借学会抨击时政、传播思想、砥励斗志。陈去病曾即席撰写对联一副：“炎黄种族皆兄弟，华夏兴亡在匹夫。”一年之后，“戊戌变法”发生，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了“强学会”。而此时，吴江小城中的雪耻学会已是英豪络绎。

救国的起点是唤醒麻木的灵魂，现代教育无疑是一剂良药。1902年，“三十而立”的金松岑再也不满足旧式的私塾教学，也不再满足仅在学会中发几声改良维新的“雪耻”声。这年春天，一所面貌一新的学校“同川自治学社”（后改“同川公学”）在同里诞生。这是吴江县内第一所公学，由此开辟了鲈乡（吴江别称）大地竞办新学的喜人局面。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吴江县内所办公学达55所，完全可用“雨后春笋”加以形容。办新式学校，金松岑是第一功臣，50岁后金松岑还出任了吴江县教育局局长一职。

金松岑办学讲究“德”“用”结合。通过新式教育，学以致用，且“使我学生人人爱国，个个尚武有精神”。为此，他施行“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开设体育、音乐、图画、手工、园艺等修身习技的现代课程，甚至先行一步，在乡间的课堂里设置了英语、生理卫生等课程。他还倡办了明华女校，反对女子缠足，痛陈缠足乃“悲哉天刑乎”。同时写作出版了《女界钟》，引得世人惊呼其为“中国女界之卢梭”，与梁启超一样一跃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这样的开明思想，让他的学生深受感染。1906年，一所日后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的女校又在同里这块“富土”上诞生了。它就是丽则女校，创办者为金松岑的学生任味知，著名园林退思园的第二代主人。今天，走进别具欧风的女校遗址，一眼便能看到那块顶端呈剑状的“五九国耻碑”，那是当年为抗议袁世凯卖国行径所树的纪念碑。

一处小小的同川公学，走出的人物却不是小小的，也不是少少的。写过《金松岑传》的吴江作家徐宏慧给我们列出了这样一份学生名单：柳亚子（南社巨子）、蔡寅（曾任孙中山秘书，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省省长）、王绍鏊（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杨天骥（胡适的老师，同于右任一起创办《民呼日报》，曾任孙中山秘书）、范烟桥（文学艺术大师，与鲁迅一样出版过《中国小说史》）、金国宝（国内最早翻译列宁著作的学者，近被复旦大学追认为世界著名统计学家）、严宝礼（《文汇报》主要创始人）……

在天放楼一隅，一块黑色的纪念碑见证着办学的辉煌与沧桑。那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撰的“同川公学十周年纪念之碑”，篆书阴刻。

在这块纪念碑的背后，我们将牵出一段革命佳话。那是1903年，就在创办同川公学不久，蔡元培写信邀请金松岑到上海爱国学社担任庶务。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的一个下设机构，庶务相当于总务部长。有意思的是，在爱国学社，金松岑办公室的同事为“大哥哥”章太炎，而舍友为“小弟弟”邹容！章太炎章炳麟大名鼎鼎，邹容小弟也是极其了得。这是一段同志情深的日子，也是一段战友义重的日子。在金松岑师生的倾力资助下，邹容的《革命军》得以出版。序言由章太炎所作。

《革命军》出版后，令人瞩目。沪上的《苏报》连续发表介绍《革命军》的文章，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苏报》是一张宣扬革命的激进报纸，当时的主笔乃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有识之士，皆以天下为己任。1903年6月底，《苏报》又摘录刊发了章太炎充满火药味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清廷迁怒，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苏报》大案。章太炎、邹容入狱。金松岑不顾个人安危，聘请律师多方营救，并打通狱吏设法为狱中好友传递书信、物件。

在辛亥的风云现场，我们时常会看到金松岑与陈去病“同志并肩”的身影，也时常会看到金松岑与柳亚子“师生相随”的身影。但，金松岑的性格中可能较多地揉入了中国士大夫儒雅的成分，因而每到“壮游”之际，家庭的阻拦总使他黯然神伤。这也是我们今天不易看清金松岑“风云壮举”一面的诱因。晚年的金松岑，把与章太炎“火热”交往的收获完全投注到“沉寂”的国学研究与诗文创作中，以致人们只铭记了 “一代宗师”的面影而淡忘了曾经纵横驰骋的身影。如果说陈去病是豪杰，那么，金松岑是儒杰。他的雕像置放在天放楼，他的诗文集与学术研究也多以“天放楼”冠名。

小说《孽海花》，鲁迅先生把它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以“史传”的笔法，通过名妓赛金花传奇的经历，勾画了清末30年中国政局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小说中也描写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崛起历程。小说最初署名“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而“爱自由者”即是天放楼主人金松岑。《孽海花》最初的创意者是金松岑，是金松岑应陈去病在日本主编《江苏》杂志之约而创作的。金松岑写了前六回并商拟了全书提纲。这部小部一经刊发，轰动文坛，影响深广。小说的价值，在今天看来，还是不可低估。

金松岑虽然没有跟随过孙中山，但他却是最早向国人宣介孙中山的“先行者”之一。1903年，上海先后出现了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的两个译本。一个是8月出版的节译本《孙逸仙》，译者即是主笔过《苏报》的章士钊；一个是11月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全译本，译者金一，即金松岑。

章士钊、金松岑两人均不谙日文，如林纾一样，是通过他人的口译整理而成的。原书的作者是日本进步人士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行者有密切的交往。他对中国革命的真诚与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襄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赞赏。《三十三年之梦》忠实地记录了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早期的不懈探索与艰辛奋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题外插一曲。孙中山本名孙文，号逸仙。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一名系译者歪打正着的创造。

辛亥革命前，多数国人正是通过这一译本才了解孙中山，才了解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相对而言，金松岑的译本更全面，更详实，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三十三年落花梦》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以后重印十多版。在认识的扫盲上、思想的启蒙上、精神的鼓动上，金松岑出色扮演了一个宣传员的角色，为革命大幕的拉开，作宣传，代广告，儒雅之举却功莫大焉。

通讯：215200，江苏省吴江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