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与毛泽东的20年交往

2009-09-24

黄勇

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11个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双百”人物评选活动揭晓：常州金坛市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在学习、怀念华老的光辉一生之际，我查阅整理了华老与毛泽东20交往的一些资料，以飨读者。

卑贱者最聪明。

1956年6月14日，华老与其他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接见。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这之后，《中国科学发展规划》出台，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被列为国家急需的紧要项目，华老负责制定新中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华老认为，“五朵金花”要开放得鲜艳夺目，必须用毛泽东的实践思想统揽整个研究过程。1955年3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体会文章说：“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这不仅在目前，并且在将来，在科学研究的一生中都会得益匪浅的。”《实践论》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真理。

1958年，华老得知毛主席在谈到“卑贱者最聪明”时曾举他为例，他便自愿到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应用数学系并兼系主任，还亲自授课，以培养骨干人才，为数学应用早打基础。这一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探索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经过北京、山东的“线形规划中的数学方法”应用试点、“投入——产出法”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的运用阶段后，他怀揣着《实践论》一头埋进北京电子管厂。最初成效甚少，这时有人幸灾乐祸：“华罗庚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华老感到压力很大，想来想去，他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信，表达了“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毛主席对这位数学家的志愿予以肯定，他在1964年3月18日复信华老：“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华老心定了，他毅然走向工厂和农村，出版了通俗读物《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在贵州安顺、成昆铁路建设中的成都一甘洛运输方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多次谈到：“我在日常繁忙中搞些工作，开始于1958年，但真正开始却是1964年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他把成功的喜悦和在大西南受到的教育及《统筹法平话》一书寄给了毛主席。

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又亲笔复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1966年5月，华老对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说：“提起统筹法，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两年前的事，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毛主席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本书的第一页，指名要给我华罗庚看一下。我看后，经过琢磨，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始了推广统筹法的实践活动……统筹方法是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是想为毛主席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全面统筹原则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华老为何把“组织生产管理的问题”叫上一个“统筹法”的名字？因为当时在国外至少有近30种命名，如国外军用工业采用的pert，叫“计划评审”，华老也沿用过洋派叫法，“由于毛主席再三提出过统筹兼顾……我看还是叫统筹方法好，就是中国气派，中国语言，不一定用洋名词”。可见，“统筹法”实际是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命名的。华老体会道：“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华老排除万难，顶着讥讽去搞从“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到“人民大众的百万人的应用数学”的演绎工程，绝非是“江郎才尽”，其目的也绝非仅仅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毛主席信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他的信条和天职——“不为个人为人民，主席教导记心底。”

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

1967年劳动节，身陷困境的华罗庚应邀登上了天安门。毛主席见到他高兴地唤他：“哦，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这一声让华罗庚百感交加，倍受鼓舞，因为在1966年春，华罗庚率领的统筹法、优选法推广小分队突然被一封加急电报从南方叫回了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了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双法”的“禁令”。北京科教电影厂拍摄的《优选法》也受到刁难，说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周总理亲自看了影片，才在1973年国庆节公映。

“文革”开始后，华老家被抄，手稿被盗，他被迫离开中科院，到中国科技大学教学。他白天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晚上被红卫兵勒令不准睡床只准睡在地上。更让他揪心的是，他暗暗做了记号的办公室抽屉已被人翻过，他精确计算出苏联人造卫星方位与数学模型的机密手稿被窃。灾难还扩散到他的亲人，他在北京市委做秘书的女儿华顺，时任毛主席警卫团副团长、后任苏州地委副书记的女婿王敬先均被打成“黑帮”，被关押受审；他的姐姐华莲青被当作“地主婆”从北京押回金坛唐王乡农村改造，受尽磨难。此时，听毛主席唤他“我们的数学家”，他怎能不激动呢？1969年，他推出了《优选学》一书，并将手稿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送给了国务院。在国际优选法专业会议上，专家们认为，由于“优选学”的出现并与计算机结合，给设计、生产、制造、控制全过程带来了一场革命。

1970年3月4日，周总理在华老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法。”华老激动不已，他火速飞往上海练油厂搞试点．又去北京、武汉、大庆等地推广优选法。真是“冬往松辽傲冰霜，夏战闽粤斗酷暑”，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普及成果。

华老以为成果可以说明一切，可以让一些有偏见的人闭嘴。这一回，他又“犯了政治幼稚病”，尽管他在1946年就已经认识到“科学与政治实在是无法分开的”。中科院的“造反派”竟以“冲击政治运动”为名，扬言要解散推广优选法小分队。正当华老和他的学生们一筹莫展之际，胡耀邦同志到中科院主持工作，他明确表示支持华老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华罗庚看到了希望。

1974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公开点了华老的名，造谣污蔑，乱扣帽子，江青甚至说华老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1975年，“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迫解散，华老被下放东北劳动改造；8月，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来到哈尔滨，愤怒、忧伤、劳累终使他发作心肌梗塞，昏迷了6个星期，周总理闻讯派出了为自己看病的医生前往哈尔滨救护华老。病中，华老仍为“双法”着急，他说：“毛主席交给我的事情，没有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病稍好，他便伏枕写信给毛主席。他在信中特别说明：“今天欣逢十一，倍思毛主席指引之恩，再造之德，向主席表心怀。”“请求批准我继续学习前进，实质上，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如能用您的思想走出一条心路是生有幸焉，死无憾矣。”在他向毛主席阐述的十点思想中，第九点是用诗词表达的：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驱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志凌云，一心为人民。

1975年10月5日，82岁高龄的毛主席在百忙中看到华老的来信当即复函，派专人直送哈尔滨。毛主席说：“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修养一时期，待痊愈后，再去较为适宜。”领袖对科学家的关怀之情，跃然于纸张上，铭刻在华老心中。他感慨道：“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如孺子又得慈亲教。主席年高，国事辛劳，无微不至，明察秋毫。扶危解困惑，飞示下九霄。掌舵领航有主席，哪怕风狂雨骤浪滔滔。虽今日，还淹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毛主席逝世后，华老向党献出了他珍藏的毛主席亲笔遗墨信件，这些珍宝都曾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1977年，华老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愚昧无知的时候，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经历启发我觉悟；在我迷途知返，稍有所悟的时候，是毛主席用‘壮志凌云’来鼓励我前进；在我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在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时候，是毛主席称我为‘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

（作者系民盟常州市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