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采  黄 河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60多年中，为了维持经济的运转，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而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又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为此，美国需要在各种领域不断创新。次贷就是重要的金融创新。它使银行方面相互间在贷款和资产上投下了巨大的赌注。随着人们越来越规避风险，泡沫总有一天要破裂，其结果就是变成了金融动荡。现在中国高达1.8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命运上。脱离美元或建立人民币的货币区，在短期内恐怕还不能马上做到。因此，中国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的相对稳定。中国现实的考虑应是在向美国提供援助以后，如何确保中国能拿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同时，争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力争在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应成为中国制定国际金融合作新战略的着眼点。

[关键词]美元  霸权  金融危机

2008年9月15日，世界聚焦美国华尔街。当日，熬过了南北战争、1929-1933年经济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等多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有着158年历史和“十九条命的不死猫”之名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却倒在了自己的手中——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金融商品“次级房贷证券”。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日巨幅下挫，创下9·11事件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政府在雷曼兄弟的援救行动中扮演起黑脸的角色，任何的担保和私下交易都被拒绝。

从15日起，雷曼兄弟公司所在的大楼似乎成了一个新的景点，大门前不断有行人停下来拍照留念，并向这家百年老店告别；包括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在内的许多家电视台的转播车一直停靠在大楼前马路的两旁；公司大门外有几个保安在把守着，除了持雷曼证件的人，所有人一律不得入内；一辆停在公司门口的汽车的车身两旁挂着羞辱雷曼公司的标语；公司大楼正上方硕大的屏幕还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雷曼公司的广告宣传片……

    一位站在纽交所前留影的希腊游客对记者说:“9·11摧毁的是两座看得见、摸得着的摩天大楼，而这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却是美国人对未来信心的丧失，这要比世贸大厦倒塌更加可怕。再高的大厦倒塌后都可以重建，但信心一旦被毁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1]

至此，继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后，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资银行已经全军覆没。除以上的雷曼申请了破产保护外，美林则被美国银行收购，而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在压力之下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一夕之间，统治世界70年的金融秩序便这样分崩离析了。

其实，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全军覆没只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深化，而这一轮金融动荡已经使得美国金融业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过去的60多年中，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但它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从来没有超过10%。这样低的储蓄率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呢?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而美国则把自身的经济问题转嫁给了其他国家。美元大量发行就会贬值，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都承担了贬值的损失。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就曾反复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美国股市一下跌就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2]

另一方面，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又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为此，美国需要在各种领域不断创新。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催生了网络泡沫；网络泡沫破灭后，又出现了金融创新，到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部门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已经创新为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3]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取得国际信用评级的话语权，控制了全球金融市场，因为任何国家和企业唯有获得美国机构评级才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国际资本也依据美国评级进行跨国投资，美国评级还决定着融资成本的高低。在危机之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均对次贷债券给予了很高的评级。

次贷债券就是重要的金融创新。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于2003年1月3日开始降息，到2003年6月已连续13次降息，达到46年来的最低水平, 并一直保持到2004年6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的买房热情不断被推高。通过次贷业务,信用较差的贷款人也可以获得资金买房，房价持续攀升。同时贷款人可以用不断升值的房屋作抵押进行再融资, 次贷市场日见繁荣。为最大限度发掘次贷需求,美国银行还不断推出各类创新型贷款品种如无本金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是在初始还款几年内,每月还款固定并且很低, 但等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会陡然增加。这些新产品深受追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房地产价格会一直上涨,而且上涨速度会快于利息的增加。在这些创新型贷款品种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申请了次级贷款。然而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 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在房价停止上涨、利息不断上升的双重打击下, 次贷市场也出现了逆转。越来越多的借款人不堪重负无力还贷。

与此同时，这些美国机构所认定的、与美国国债同级别的aaa级证券，在危机中大幅缩水，给各国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危机演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美国的评级机构又不断调低美国之外的一些公司的评级，将本来爆发于美国的危机迅速地通过评级的调整传染到全球金融市场，

这就是美国维持经济增长的特有方式：采用信用扩张的办法把市场支撑起来。为此，银行方面相互间在贷款和资产上投下了巨大的赌注。设计出各种复杂的交易用以转移风险以及掩盖资产价值的下跌。随着人们开始越来越规避风险，泡沫总有一天要破裂并变成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又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4]

    美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金融体系里的根本性问题。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金融体系的难题无非有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因为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将不再是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远未完成，如果出现大萧条，在政治上将是一条死路。因为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难以承受的。[5]

目前的情况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以中国对美国出口为例，2008年上半年的增长率明显地减缓，根据最新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第三季度gdp的增长率也已经降到9%，创下9年来的最低增长率，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按照宏观经济的逻辑，出口引擎的动力减弱必然拖累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原本流入各国各地区的资本，就很现实地开始转向，陆续流出，甚至加快流出。资金的持续流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1.各国股市的下挫；2.各国汇市的贬值；[6] 3.全球经济的衰退。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华尔街金融风暴绝不会止步于美国国内。例如，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数日里，中国几大银行股全线重挫就是明证。而德国伊损经济研究所(ifo-institute)在8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环境出现恶化。根据对全球1025位经济专家所做的调查，第三季度全球经济环境指数降至73.4点，为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至此，全球经济环境指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下降。

长久以来，我国是美国的债主。作为一个穷国，每年大量补贴美国人的高水平生活并充当美国这个富国最终贷款者的角色，是无奈的。

据公开报道，中国外汇储备中约有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其中包括2000—3000亿美元的abs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7年联合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中国是房贷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公司排名第一的外国债权人，持有3760亿美元公司债券。有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再次处于赤字状态并且逐步扩大。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后连续超过4%，2004年达到5.67%左右。经常项目赤字持续累积的结果表现为美国的巨额对外净债务。早在2003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24%。[7]居高不下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巨额对外净债务不仅仅使美元在短期内贬值，而且也使美元面临长期贬值的压力。[8] 美联储数据显示，自2002年美元汇率达到最高位以来，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5年来贬值24%。2007年8月次贷危机后，美元贬值速度加快，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6%。仅2008年8月，美元相对国际主要货币跌去了2.6%。如果假定中国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2008年8月，就蒸发了328亿美元，相当于中国8月份贸易顺差的2倍。尽管2006年开始，中国在外汇储备币种的管理上，降低美元而增加欧元储备的比重，但要实现这种转换并非易事，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元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imf的数据显示，当今世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虽已降低，但仍高达65%，总量为5.7万亿美元。如此数目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存在，如果各国都采取一致行动抛售美元，买入欧元，势必引发美元全面的崩溃，这对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

此外，一旦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加印美元，可以预见，这不仅会带来极大的通胀隐患，也会使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甚至引起外国央行大举抛售美元资产的可能。这也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因为真到了金融崩溃的时候，任何经济体都是逃不了的，即使有再严格的资本管制。美国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这次要猛咬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统美元大户一口。[9]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 教授分析，如果中国的外储规模能维持在易于控制的范围内，政府是可以将外储灵活配置在各种不同的国外资产上的。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就可以抛出更多的美元资产以避免损失，并购买更多的欧元和日元资产进行保值。然而，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增长方式就存在问题，大体上, 1990年代以前, 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1990年代以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即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出口，采用适度保护政策，并且本币低估

由于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外汇短缺状态，因而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为基本取向。但是由于出口持续增长, 外汇储备已经呈现一种非理性增长的态势，2003年净增1680亿美元，2004年净增2067亿美元，截止2008年2季度已经达到1.81万亿美元，占gdp的60%。可以预料，只要目前的贸易政策不改变,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攀升。有专家估计，到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接近今天除日本以外世界所有其它国家的外汇储备之和，其结果就是本币升值压力增加以及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外汇储备超速增长现象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空转。中国似乎是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为了支持出口产业，政府鼓励引进fdi（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然而政府却积聚大量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输入美国的美元又以fdi的形式回流。国内过剩资金则主要集中在银行间空转。当然, 出现资金空转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只能通过某些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过滤”使资产转化为资本。但出口导向政策将经济的大量剩余转移到出口身上并以外汇形态存在, 只能使国内金融体系更加“边缘化”。更糟糕的是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必定还将继续遭受损失。按贸易加权计, 美元自2002年达到最高点以来对其他主要货币已贬值近30%。实际上，以外汇储备所表现的这笔国民资产在金融危机中将面临相当大的风险。[10]

现在中国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命运上。脱离美元，或者建立人民币的货币区，在短期内恐怕还不能马上做到。因此，中国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的相对稳定。中国政府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在危机时向美国提供援助后，如何确保中国能拿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以弥补随之而来的美元泛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例如， 余永定 教授就担心，虽然中国政府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金融拯救措施，但中国央行的美元外汇资产因美国国债增发、通胀压力和美元汇率变化而不断缩水，应该得到的国际利益却没有能够拿回来。

其实解决以上问题的一个比较长远的方案是中国应该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但要实现这样的政策就跟原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改革很难进行。[11]

尽管不利因素很多，但是美国金融危机还是为中国提升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地位提供了机会。虽然美国问题很多，但随着其他经济体经济指标的快速恶化，美国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从长远来看, 美国时代远没有结束, 也就是美元时代没有结束。即便新技术革命现在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但如果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没有足够的意志, 下一波技术革命、生产力或者财富大爆炸,依然会产生于美国。考虑到中国的许多社会方面的因素, 中长期中国的经济有很多不确定性, 也就意味着人民币的不确定性。[12]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不断地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认识到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使得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这次金融危机说明，美国金融霸权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维护国际合作与秩序稳定的责任。美国一些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表示，美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不但会害了自己，而且会害整个世界。在美国没有意愿承担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责任的情况下，由于外溢效应(spill-over)的存在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contagion)，一个国家哪怕是解决国内金融问题都要依靠与他国的合作才能奏效，于是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成为各国开展金融工作的首选政策。

对中国而言，国际规则的重塑，特别是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调整，蕴含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国际规则在影响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涉及国家利益，各国都会努力通过国际政治影响该规则体系，使该体系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争夺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制定，掌握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修改和修正权力，力争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应该成为中国制定国际合作新战略的着眼点。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与中国在制度制订领域的权重不相称，这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中的必要利益，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甚至还将其发展中的结构扭曲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巨大成本，通过不合理的规则与秩序转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加剧了全球的结构性失衡。

 目前，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需要考虑美国因素），由于美国急于要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将更倚重于中国改善其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在双边领域则更看重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出于美国经贸和金融利益的考虑，为重拾美国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领导力，奥巴马政府将着力处理好多哈回合谈判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金融协调机制的改善和发展。所有这些重大国际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配合。为此，奥巴马政府将进一步重视中国在相关国际领域和问题上的作用，如扩大中国在八国集团中的作用，乃至邀请中国正式成为大国集团成员，以及加速20国集团在国际经贸事务中的作用，逐步使中国从一个国际规则接受国，发展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规则“制定国”。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改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使中国近年来阐发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等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落实。在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中国在某些具体的规则制定领域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