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恒山
我写作此书,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偶然,但偶然中是有着必然的因素的。年轻时读过一些佛经,更早的时候跟着外祖父念诵《解冤往生神咒》等类咒语,受着那琅然美妙音韵的吸引,便渐渐地喜欢上这种调子,虽然其中含有大量好奇的成份。外祖父说,这种咒语你念着它,那些野鬼游魂就都不会沾身了。我自小生活在山区,外祖父家则更是林密山深,一个人白天在山间行走,也是很使人害怕的。不要说倏忽之间碰上毒虫猛兽,就是碰上哪一座山涧因风吹落掉下一块石子,在空寂寂的山林间飘荡回响,也会使人骤然起一身鸡皮疙瘩,就更不要说独自走在空荡荡的夜间小路上,传说中的山魈野鬼会前来尾随加害于你。我常常有着这种凭空而来的毛发惕然悚惧的情境,在这种时候,便借助着急速念诵的咒语,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异物的侵害,而安然回到家中。这种纯是音译有着超自然魔力的咒语在我童年的生活中起着金刚护体的作用,它凭空增添了我无穷的胆气,至于外祖父说它还可以消灾避祸,我即使心存怀疑,但仍是有着捉摸不定的企盼的。我那时几乎对此神秘而庄严的力量具有了一种信仰。
到了大学,从图书馆中就很轻易地借到佛经,凭着小时候的印象,一半由于好奇,就想着去探究,到底这些咒语的文字是怎样写的,真正的佛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于是从图书馆借来不少佛经。一读之下,就不仅惊奇于佛经的文采斐然,其言语(翻译文字)句式词汇别具一格,古拙中藏着刚健的骨质,使人于新奇与陌生中不禁生起亲近的想法,同时借助亲近文字的机会,对于其思想便有着实质上的许多了解,知道它是有别于我们平时流行的思想的,也有别于我们传统儒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倒更与道家有着相通的地方,而且我接触广泛而深入之后,如入茂密的丛林,或进入广袤的宇宙中,陡然发觉自己置身于无边际的空间,又由于道理的绵密,更感觉自己陷在丛林之间欲出无门,因此佛经精深博大的印象就这样在我脑海中烙上了深深的印痕。虽然这个时候对佛经以及咒语没有了那么神秘的感觉,但另一扇大门却自然地向我打开了。我起初是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入这座神圣的佛学的殿堂之中的。
我读书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抄书,诸凡感觉好的句子或段落就用笔记本将它抄录下来,有时部头小而又经典的图书也整本地做着抄录,同理,我进入佛学殿堂所助道的工具除了阅读之外,便是抄录佛经。大学时我抄录过《道德经》,抄录过尼采的著作,抄录过《全唐诗》(部分)等,抄录佛教经典虽然要稍迟一点,但也不迟于大学二年级的时期。我抄录过的佛经主要有:《玄奘译撰全集·大般若经》部分,完整抄录过的有《佛说四十二章经》,接着抄录《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佛说观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打开过去抄书的笔记,我发现所抄的内容以文学和哲学类的居多,似乎在欣赏有文采的文词之外,我更倾向于思想。佛学就是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将我吸引住了,事实上,我抄录佛经、阅读佛经到后来,确实从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沾溉,佛典的很多思想影响了我的心境以及行事,比如使我从急躁的情绪中变得较为平和,比如我对做官之类的事表现得较为消极,比如也没有多少兴趣从事于利益的斤斤计较之中,等,大多都是得力于佛经潜移默化的影响。
至于之所以后来写作《释迦牟尼佛传》,除了外部的机缘之外,大学时期兴趣以及基础的培养,我相信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我在《释迦牟尼佛传》的自序中大致谈过写作时以及对佛经和佛教的想法,在这里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说,有些佛经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它的思想,甚至文采,都可以使人获得觉悟以及熏陶,佛教教人的基本道理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在人的修养上,以涅槃解脱为目的的佛教也对人间的诸多丑恶、诸多争斗、诸多贪妄都有从心的遏制上着手的作用,对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以达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也有着根本的裨益作用。在世俗社会看来,佛教似乎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团体,其实不然,真正进入到佛教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创教者有着多么巨大的坚忍的力量,有着多么不畏艰难而奔向其目的的“大雄”之心。佛教当时成立之初,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势力而存在的,佛教成立之后,就成为当时印度婆罗门教的竞争对手,同时也就成为一种危及到“正教”——婆罗门教(后来印度教的前身)的近乎“邪恶”的“异教”。在一个正统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一个新兴的“异教”要侧身立足于世,同时要占据一个位置,可想而知,佛陀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的巨大而艰苦。但佛陀以其伟大的坚忍、伟大的人格魅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雄辩之才将敌对的雕堡攻下来了,而且迅速崛起,成为与“正教”相抗衡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取代“正教”(婆罗门)位置的一个新兴的蒸蒸日上、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宗教。那就是佛教,就是想使人摆脱目前苦难、祈求来世福乐以大智慧(般若)而抵于涅槃彼岸的既了解民生疾苦,又能够给人们寄托无限希望,简单的朴素的,不以现世贪欲为前提的“觉悟有情”的宗教。
但真正打算,直到写这本著作,却是在同事的鼓励下,时间是在1999年年初,完成这本著作用于写作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第一次写作的时间用了整整一个月零三天,写了十余万字;第二次是在出版之前,快要交稿时,花了二十来天的时间,增加了十万字。
1999年前后,在我工作经历中是一段非常低沉的时间, 但我有这样一件可以沉得下心来从事的事,在人生的过程中,却是一件颇为难得的经历。我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材料收集、阅读,购买了近两千元的佛教类图书,同时在一座佛学研究机构借阅《大正藏·本缘部》。买或借了之后,就要阅读,这花了相当的时间,写作之前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空余的精力都花在阅读和整理佛经及综合、排比有关佛祖的材料上。这段时间,相当辛苦、相当劳累,也相当的清心寡欲。到真正进行写作,就比较轻松,虽然也是精力相当集中,但白天还是要上班,儿子还小,身体也不好,只有等妻子带着儿子睡觉了之后,从晚上九十点以后开始,就是我单独写作的时间,一般写两三个小时,三千到四千字,到十二点前后就睡觉了。写完这个十余万字,整整用去一个月零三天。我记得是2月1号开始,到3月5号,就将《释迦牟尼佛传》写好了。
写完了之后才感觉到心情轻松,也才感觉到累。写作时,心里一片安宁、纯净,根本没有一丝寂寞的感觉,相反,隐隐地有一种喜悦在心头诞生。我想,这也许是释传带给我的喜悦,也许跟着佛祖释迦牟尼的足迹走过中印度,直至整个世界的时候,那种超乎经验的心灵历程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感应,我想,佛祖为什么要抛离家庭,远离人世,到深山去与自然达到一种相亲无间的交融,最早的目的,是感觉到生老病死的过程过于苦痛,他要脱离它;其次,是感悟到人间有过多的污染与黑暗,他要远离它;再次,心中为贪欲所蒙蔽,堕入魔障,他要解救它;再其次,他在修道乃至得道的同时,不仅仅是做一个自了汉,而是要将自己的心得告诉广大天底下的人民,如何解脱人世间的烦恼,如何能够达到心灵的平静,如何走向一种快乐的心境——一种永恒而福乐的人世的“彼岸”。佛祖的慈悲在这里得到最终的体现。自觉觉他,自度度他,这就是佛祖的伟大与永恒之处。在得到“菩提”之时,他没有独享,而是想到了众生。我为佛祖的选择起初感到疑惑,后来便有些恍然大悟,同时也理解了佛祖创立的不仅是出世的宗教,而且是在人间的宗教。
《金刚经》一开头,就说,人要如何降伏其心。佛祖看到了问题的最根本之点,人最难解决的就是一个“心”,由心生万物,由心生种种污染种种“我执”种种贪欲。看破了贪欲的危害,不去做它,就离降伏它不远了。降伏了心,便要生心,佛祖说,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心要无所留滞,不妄执,保持一颗无沾染、清净无比的、活活泼泼的心。在行为的实施上,则是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一切最终都不可能“得”,有了这样的认识,对待万事万物,对待其他人事,也就会变得从容而有节度,而不至于陷入魔障而狂妄地要将世界掌控在自己的手心了。
1999年前后这一年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章,大约有一百多篇散文,几乎每天一篇,加上《释迦牟尼传》,字数大约在三四十万字。我认为这一年写出的文章质量也是很高的,因为那时真的心净如明镜,同时也有一些忧伤,这同样传导给了文章,结果是一种忧伤中的美丽,我喜欢这种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