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民盟以前，我对民盟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历史课本上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层面的介绍中。今有幸成为民盟的一员，在加入民盟的这一年以来，我多次参加民盟组织的活动，对民盟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作为一名诉讼律师，尤其在学习了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无讼思想后，每当我在案件代理中遭遇情理与法理的纠葛，在调解现场目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乡土中国》中的智慧，便会如灯塔般照亮我眼前的迷雾。

　　一、费老提出的“无讼”思想

　　费老在对比乡土社会的“讼师”与都市社会的“律师”的不同地位时，深刻地揭示了两种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的根本差异。他认为，乡土社会的“讼师”所处的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依靠“礼治”来维持秩序。在这里，打官司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撕破脸皮的行为，会扰乱固有的和谐秩序与人际关系。因此，挑动诉讼的“讼师”自然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是“挑拨是非”的负面角色，地位低下，被蔑称为“讼棍”。而都市社会的“律师”所处的则是一个“背对背”的陌生人社会，无法依靠人情和礼治来约束彼此。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依靠统一的、普适性的法律契约。

　　也基于此，费老提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追求“无讼”。在依靠人情和礼治维持秩序的熟人社会里，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破坏性的救济手段。打官司意味着将私人矛盾公开化，撕破脸皮，其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人情”，甚至可能在社区中被孤立。

　　二、“无讼”思想与现代法律意识的角力

　　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早已不是费老书中所写那个时代的中国，此时不禁有人要问，费老的“无讼”思想过时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其实还是熟人社会，很多民事纠纷多发生于熟人之间。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时常会接触到“宅基地、婚姻家庭、邻里矛盾”方面案件的咨询或者代理，传统的经济案件诸如借贷、合伙、买卖等也发生在熟人之间，在这类案件中“无讼”的遗风依然清晰可辨。当事人前来咨询时，首要问题往往不是“法律上我能不能赢”，而是“我争的不是钱而是争一口气，这个官司如果打输了，我以后在亲朋好友那里或者村里会很没面子”，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一纸判决，更是一个能保全颜面、维系基本人际往来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作为律师要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呢？

　　三、如何在现代律师工作中运用好“无讼”思想

　　在上面我们提到的情况下，律师的角色就变得复杂了，我们不能单纯只是一个法律“技术员”了，我们反而更要像一个“翻译者”和“调解者”，一味地强调“当事人的权利必须捍卫”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因此，在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中，我会主动向当事人分析诉讼的全面成本，包括时间、精力、情感及社会关系的损耗，并引导他们看到和解与调解的价值。在每一次法庭调解的过程中，试着去理解并尊重当事人的心理，引导他们通过协商、调解等更柔和的方式解决争端，与法院一同帮助化解矛盾、定纷止争，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法律思想中强调“无讼”并不是否定诉讼的价值，我们作为法律工作人员更加应当关注到底层人民、乡土人民的生活，要意识到法治的根基在于人心，法律的运行不能脱离其文化土壤。我们民盟的前辈先贤们一直倡导“奔走国是，关注民生”，这种精神落实到律师工作中，就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感——我们追求的不应是案件的增多，而是社会矛盾的真正消解。这也体现了民盟所倡导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工作方针，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读《乡土中国》，于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溯源，更是一次职业身份上的确认。作为民盟盟员，费老等前辈“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家国情怀，始终是我精神的灯塔；作为一名现代律师，理解这种文化根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个好的法律人，不应该只埋头于法条和案例，更要抬头看清这片土地上的山河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