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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公朴终生职业的“三民”方向

作者: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19日

   
                                                      
  新闻出版和社会教育是李公朴两大终生职业。他选择此类职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新闻出版和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舆论和宣传教育工具,也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播以及历史进程的忠实记录,更是帮助人民群众提高谋生本领和综合素质、强化“公民意识”、动员和组织民众为民族解放和民主事业奋斗的重要途径。不论处于何种时代,新闻出版和教育事业对于人们思想和能力素质的影响,是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诚然,像任何其他事业一样,新闻出版和教育事业的方向决定了该事业的性质,也即它是为何人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衡量这类事业性质的分水岭。
  在著名的民主思想家、民主斗士、为新中国建立做出卓越贡献的“双百”英模人物之一的李公朴先生殉难70周年前夕,笔者结合曾与李公朴研究会和常州日报社、常州电视台联合组织编发《常州日报》“记忆版·公朴往事”连载专栏、参与“缅怀之旅”重走英雄路的又一次李公朴研究实践活动,发现李公朴当年主持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民族、民主、民生”服务的“三民”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闻观和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完全一致。
  为此,笔者选择李公朴的“职业方向”这个研究空白,作为李公朴研究的新课题,并联系当今社会相关实际,进行主题开掘式的研究探讨,以同广大李公朴研究同行切磋交流,并试图引起当代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者的反思。
  
               一、时刻关注民族兴亡,
            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第一天职
  新闻工作者号称“无冕之王”。“王”者,领头人也。即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新闻出版工作者如何去真实反映、正确引导、理性倡导,引领民众去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是检验其站在何种立场、有无社会良知、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试金石。
  新闻出版事业是李公朴终生从事的一项重要事业。他当记者、办报刊、办新闻通讯社、办出版社,无不是为了真实报道国情、民情和世情,从而改善民生,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投入全民抗战和救亡图强和民主建国的运动之中。早在“五四运动”时期,17岁的李公朴便积极投入反日爱国运动,其时他并非记者却承担了记者的职能,深入社会调查采访,以“长啸”的笔名在报刊发表许多爱国报道和文章。
  1928年至1930年他远赴美国求学,同时担任邹韬奋在国内主办的《生活》杂志驻外记者,利用学余时间深入美国社会各阶层进行调查采访,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生状况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写成系列报道,源源不断地发往国内媒体发表,使许许多多无缘接触外国的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找到了积贫积弱的祖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引导人民思考存在这些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缩小这些差距,等等。
  他还通过在国外工厂、餐馆、渔场的打工机会,深入接触和研究外国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倾向和动向,发表了许多时事报道和评论,分析祖国屡遭侵辱的原因、揭露和提醒国人密切注意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在《直渡太平洋》一文中他写道:一群中国人在船上打牌并未妨碍他人却遭到西方人傲慢的斥责,公朴不买账,与之怒目相向以示抗议,最后西方人不得不道歉。由此他得出结论:“80年来祖国所受到的屈辱,盖因政府软弱所致”;又如在《中国人所恨者》中,在介绍美国威尔逊总统时期的中国问题专家柏敦博士在雷德大学演讲,辩证地评价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正确态度,盛赞中国是一个“不久即将为世界最强之国家”时,他写道:“中国人所恨者乃谋侵略中国主权及有不利中国主张之国家与其政府”,“外人之注意关心中国者尚如此,吾不知国人应如何自勉也?”
  1928年12月底,当李公朴看到美国各大报纸用特大号字刊登12月29日中国东北易帜的消息后,立即到美国社会各界进行了数日调查采访,于次年1月3日写了一篇《全中国只有一种国旗了》寄往上海的《生活》周刊发表。他写道:“……东三省的易帜虽易,但日人侵略满洲的野心绝不会因此而稍减,它的原有势力则依然如故。这正是我们全国国民要下决心,救国难,深思远虑,群策群力,做政府外交后盾的时候;老实说,只要全国人民切实做到不买日本货这件事,那么就可以给彼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我们大家仍不能坚持到底,那我们就真对不起在济南被日本打死的同胞、武装同志、与殉难的外交人员了!”李公朴的这个提醒,在80多年后日本图谋我钓鱼岛领土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中国人,虽然大都是爱国的,可是面对新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除了言语上的义愤填膺,行动上却连李公朴80多年前就号召的“确实不买日本货这件事”都做不到,“仍不能坚持到底”,这不能不是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作为一名记者,李公朴深知手中的笔的分量。他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始终贯穿于他回国后所从事的新闻出版事业之中。因此他回国后要做到第一件事,就是筹备成立全民通讯社,同时与邹韬奋、戈公振、杜重远等筹办《生活日报》,却因反动当局百般刁难而暂未实现。经过了“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以后,他终于在社会各界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以倡导全民抗战和全面报道抗战情况为职能的全民通讯社得以成立。他一面积极发展各地通讯队伍,通讯网络、发行网络遍布全国;一面派遣记者分赴各地抗战前线采访,将各地抗战的事实向全国作系统的报道,还发往香港及英美各大报纸或杂志,无论是在各战场或敌后,还是在国内各城镇,甚至香港、南洋一带,都能看到“全民社”的抗战通讯稿。“七七”抗战纪念日,他还在武汉举办了大规模的抗战摄影展览会。同时,拍摄的战地照片得到国外报刊杂志的转载和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宣部的重视和肯定。“全民通讯社”不但每日发《全民抗战》,报道许多战地新闻,还有通讯、专稿、报告文学、特约评论及社论、摄影等,在全国新闻界中,创造了独特的新闻风格。因为通讯员大都活跃在战区和敌后,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不但发一般的新闻消息,还善于记述一件事或一个人,有本有末,被称为“记事本末体”,实际上是创造了新的“通讯”体裁。通讯社还出版内部刊物《全民之友》,加强同各地通讯员的联系、交流新闻工作经验、研究抗战宣传方法等。李公朴任“全民通讯社”社长虽仅数年,但他本人就撰写战地通讯达15万余字,成为全社之楷模,为抗战救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从李公朴的这些事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兴亡,是新闻工作者的第一天职。今天,我们的国家对外仍然面临许多国际争端和领土争端,对内也面临着政府腐败和社会管理混乱的严峻局面,因此,所有的新闻工作者能否以李公朴为榜样,履行好这“第一天职”,是对当代新闻工作的一大考验。
                 
                  二、终生关注民主事业,
             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时至今日,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潮流,这大约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也好,其本质就是民主政治。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前途命运的神圣事业。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此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李公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一名新闻出版工作者,他把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良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因其特殊的社会工作舞台,一般应具有较其他职业工作人员特别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具有强烈爱国爱民情操的新闻出版工作者,更可能成长为先驱性的民主思想家。
  早在1930年,28岁的李公朴从美国完成学业后赴欧洲考察,并应邀在日内瓦参加了世界各国人民促进国际和平联合大会。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欧洲各国没有国内战争,他们是用投票来解决一切国内政治纠纷的,而我们则传说是用‘马上定天下’的武功来决定‘鹿死谁手’。因此,用选票代替枪杆,应设法唤起全国人民注意。”这说明李公朴早在青年时代就牢固树立了要以民主的力量反对内战、促进国内和平民主的理想,从此身体力行并用毕生精力去实践这个理想。在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事件中,他虽身陷囹圄,却在狱中发出了“拼将七人之自由,换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的震天誓言。
  一旦走出监狱,他便利用新闻出版这个阵地,为实现其誓言而不懈奋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办夜校、办图书馆、办报刊杂志、办通讯社、办出版社、办教学团,写作和出版大量民主进步的文章和书籍,如《为全民总动员告国人书》、《全民抗战的必然过程》、《怎样挽回华北危局》、《大同失守以后》、《我所认识的牺盟》、《山东老百姓起来保卫山东》、《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加紧上海战区的民众运动》、《华北敌后一一晋察冀》、《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他还利用记者的身份,到学校、机关、军队、城市和广大农村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不断宣讲《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游击战与持久战》、《从华北谈到游击战的前途》、《民主政治与全民抗战》等。在教授平民谋生技能、动员全民抗战、宣传持久战的同时,大力传播民主政治思想,并创造性地把民主政治与抗战救国结合起来。后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就来源于他的“全民抗战”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爱国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政治洞察力,在关注和推进国家政治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名新闻出版工作者,李公朴对民主政治的敏锐关注和洞察
力,还体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1945年9月2日,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之际,李公朴在西南联大举行的联欢会上,他笑着对好友也是民盟战友闻一多说:“一多,你的胡子剃得太早了。”闻一多说:“我抗战开始留胡子,抗战胜利就剃胡子,这是我的誓言”。李公朴环顾四周一眼,轻声说:“内战危机迫在眉头,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闻一多恍然大悟:“那我们就坚决争民主,反内战!”当李公朴上场表演节目时,他出人意料地朗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新诗《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不要狂欢,且慢骄傲,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团结的障碍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李公朴的诗意与狂欢的气氛格格不入。但是7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来重温一下他当年通俗的警醒诗句,难道不觉得余音绕梁吗?难道还能不为新闻出版和民主政治战线曾经有过李公朴这样的先驱民主思想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身惭愧吗?!
  此后的中国历史证明了李公朴预警的正确性,李公朴也为这个预警在次年夏天献出了生命。留下了《从世界看中国》、《人民才是原子弹》、《民主生活讲话》、《民主集中的理论与实践》、《改正建立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的分析与研究》等不朽的民主政治著作,更为新时期包括新闻出版工作者在内的全体国人留下了必须继承其遗志,继续为之奋斗的圣神事业。
  今天的中国,由于官僚腐败的滋生,经常发生欺负民众、侵犯民生的“新闻”事件,有些已经到了令人发指和“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民主政治任重道远。所以,当今新闻出版工作者必须通过切实的“走、转、改”,真心诚意地把群众路线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方能彻底揭露这些残害民生、阻碍民主的事件的真相,并帮助读者群众分析和弄懂其根源所在。所以,终身关注民主事业,是新闻出版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三、永远关注民生命运,
           是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者的铁肩责任
  新闻出版和教育,从表面看,分属不同的行业,但其在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功能上不可分割。二者的关系是:前者直接关注和报道民生命运,提供舆论监督和保障;后者为改善民生命运打基础,提供文化知识和技能保障;通过前者的高度关注而推进后者的改善。
  教育和出版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教育必须通过出版,出版物就是教育物。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处在内外交困的水深火热之中,刚回到祖国不久的李公朴便以新闻记者身份,取道潼关到达西安,调查大西北的社会情况,随即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潼西道上》的著名报道:“前年我国西北诸省之大旱灾,赤地数千里,饿死人数达二百万,其中以陕甘为尤甚。仅就陕西而论,灾民逾二百万,饿死者近百万,达全省人口1/3强,惨酷情形,不堪想象!至去年汉口等处水灾爆发,于是举世目光复由西北而转移中部。当我国民众正在水深火热惨祸之下,日人则乘危入犯,侵我东北,更进而逞兵淤沪,于是劫后余生之千万灾黎,旧创未复,又遭国难”。当时陕西鸦片为公卖品,沿途罂粟花遍地,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大都吸食鸦片,不死于饥饿,即死于烟毒,这更使他触目惊心。他写道:“黄河连年泛滥,灾民遍豫鲁苏诸省,动辙近千万。这不比一般水灾,所以特称之为‘黄灾’;现在鸦片,不仅西北如此,西南亦大都如此。政府收入虽多,无如人民赤贫如洗何!早知今日公卖,又何必有鸦片战争之举!
这是李公朴在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关注的就是
民生的真实记录。
  李公朴之所以选择新闻出版和社会教育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且把新闻出版事业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也是中国新闻出版工作的首次创新,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民生。回国后他在著名的《申报》创始人史量才的支持下,创办了“申报(史量才被暗杀后均改名量才)流通图书馆”、业校、夜校和妇女补习学校,还在《申报》上开辟读书《答读者问》专栏,编辑出版《读书问答集》、《读书生活》、《大众生活》等刊物,均面向失学青年和工人、店员、黄包车夫以及广大社会底层人员,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和各界知识分子的支持,读者群和“三校”学员迅猛增加,一两年之内即达到数万人。
  李公朴在创新新闻出版和业余补习学校相结合的社会教育模式的“缘起”中,说明他的两个动机:一是为了使为数众多的没有机会求学的成人和青年,能得到读书的机会,以增进其生活技能和社会服务的效率;二是引导失学者对读书发生兴趣,使他们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不致因从事不正当的娱乐而走向堕落的陷阱。李公朴的出发点是使他们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做到读书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真正认识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下决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人类增加一点幸福”。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李公朴在中共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又创办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和陶行知一起创办社会大学、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都是将新闻出版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的伟大实践,目的都是为了改善民生。
  可是,纵观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新闻出版,应试教育模式何等顽固,学生们读了一二十年的“圣贤书”,很多人却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无法在社会立足;教科书上不仅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和鲁迅著作大量删除,也很少看到涉及民主政治和民生的启蒙文章;新闻媒体上不断充斥着歪曲历史的报道争相以讹传讹;在书店里,大量低俗无聊的网络时尚出版物充斥书架。真不知当今的某些部门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引向何方?对照一下李公朴当年的新闻出版和教育方向,某些主管部门难道不应该做些深刻的反思和调整吗?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当今的时代同李公朴当年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关注民主政治建设、关注亿万民众的生存和命运,同样是新时代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因此,李公朴新闻出版和教育事业的“三民”方向和立场,应当成为当今中国新闻出版和教育工作者的不朽价值坐标;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的献身精神,至今仍是我们新时期所有职业工作者的楷模。这就是笔者研究李公朴终生“职业”的“三民方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学习和研究李公朴的现实意义所在。
                       

 金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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